香港皇仁书院有学生罢课。皇仁，前称中央书院，100多年前成立的兴中会，有不少骨干分子是中央书院毕业生或肆业生，亦即今天的“皇仁仔”，他们或有财，或有才，皆是时代变动里的推手，从不同的方向，替自己和时代寻找出路。
有学者查考过兴中会章程，就其中“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一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这只是“改良主义”，仍是君宪思想；有人则认为会员已想替中国改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已是激进革命。有趣的是，如吴伦霓霞和莫世祥所指，章程内有一种很现实的“香港精神”，那就是，鼓励大家多捐钱，日后改革事成，可得厚利回报。
章程说：“本会所办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资巨集。每股科银十元，发给银会股票。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这里说“开会”之日，只是暗示，指的其实是谋事成功之日，因时势险恶，无法明言，唯有用迂回的方法提醒付钱，不必像今天的网台一样直接不断呼吁网友课金课金课金。
兴中会成立之初，如前所述，首任会长是富二代黄咏商。到了1895年广州起义外，黄咏商突然说“将有事于广州，谦让不遑，辞会长职”，杨衢云高高兴兴地在众人推举下接了棒。陈少白本来想推孙中山竞争，但孙中山见杨衢云兴致勃勃，“深恐惹内部纠纷，劝陈勿争此虚名”。
数回起义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勇武派却越战越勇，继续集结反清。1905年底，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几乎第一时间派兄弟到香港筹办分会，趁坐船前往越南之际，驻泊香港，在船上替李纪堂、黄世仲、冯自由等人主持入会宣誓，港英政府只眼开只眼闭。搞勇武，要金主，富二代李纪堂捐了又捐，捐到几乎变成“穷一代”，此公留了一把大胡子，如果剃掉，也真有几分似现下的肥佬黎。
孙中山也发军事债券筹钱，面值100元，正反两文写了英文和法文，声明持有人于革命成功后一年可向广东省官库取回本息。债券由法国佬李安利在越南印制，有青天白日徽章，并有孙中山的蓝色小章，如今在文物市场里价值不菲。这回，孙中山再次发挥香港精神，宣布：“凡出资助饷者，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内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元也，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支持勇武如做生意。在那年头，伟大中自有喜剧的一点点幽默感。
香港精神，尽在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