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预言似的，马悦然演讲中提到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包括了阿城、刘心武、莫言、韩少功、李锐、曹乃谦……四年后，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周末里传来马悦然逝世的消息，网上的新闻、旧闻随着接二连三出现。95岁的老人了，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经历的人与事也应该不少。我脑里想着的倒是多年前马悦然与妻子陈文芬做客新加坡的情景。
马悦然和陈文芬是在青年书局邀请下到新加坡，两人还到了大巴窑报业中心礼堂发表专题演讲。那已是2008年的事了。
当时，青年书局创办人陈孟哲也已年过80，一向来生活低调的他却仍然热衷于文化事业，以一家老字号小书店之名不惜掷下巨款，一口气出版了数百本新加坡与世界华文作家的作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文学与出版事业的热忱。
在国际汉学家之中，马悦然在华文文学界的身份和地位是特殊的，不仅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懂中文的委员，更因为他毕生致力于华文文学的翻译，把大量中国古代和当代文学作品介绍到西方。
在马悦然与陈文芬滞留新加坡的时候，我在他们下榻的酒店与两人做了访谈。陈文芬是媒体工作者，曾任职台湾《中国时报》文化记者，她与马悦然的年纪相差43岁，那一回的访谈，陈文芬难得地说了她与马悦然之间一段因布袋戏而结缘的忘年情缘。
有一年马悦然到台湾访问，在饭局上，他说起自己对布袋戏很感兴趣，饭桌上其他人并没有特别留意马悦然这番话，可陈文芬留意到了，而且还在饭后带着马悦然去看台湾传统布袋戏团“小西园剧团”的演出。
马悦然十分欣赏小西园布袋戏，他告诉陈文芬，小西园的演出传承了传统泉州布袋戏艺术，他后来还安排小西园到瑞典演出，也因此重游台湾，再次在陈文芬陪同下到小西园看布袋戏，两人也因此开始了交往。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马悦然与陈文芬以2000多封电邮来来往往，在信件往來中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陈文芬还以“文字因缘骨肉亲”形容她和马悦然之间的情感关系。
在那天由《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亲自主持的演讲中，马悦然澄清了一些有关诺奖的谣言，也对历年来有关诺奖的一些争议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不讳言，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欧美人，尤其是西欧人和美国人。在当时，亚洲作家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旅居法国的高行健得奖。
1938年，赛珍珠获奖引起非议，马悦然直接说了，他的老朋友卞之琳和冯至就对瑞典学院的选择大表不满，认为赛珍珠得奖是“对当时中国作家的侮辱”。在马悦然看来，瑞典学院那个时候把文学奖颁给赛珍珠是可以理解的，赛珍珠1931年发表的《大地》曾经轰动一时，她也是首个描写中国农民艰苦生活的外国作家。
马悦然也提起鲁迅与诺奖的一些传闻，有人传说，鲁迅曾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可马悦然查过瑞典学院的档案，证实这事纯属谣言，因为瑞典学院从没问过一个作家愿不愿意接受奖项，而鲁迅的作品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开始有外文版本。
在马悦然心目中，除了鲁迅以外，19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可以与当时西方最优秀作家相提并论的就有沈从文、茅盾、老舍，而他们三人之所以没有得奖，因为作品没有大量翻成外文。老舍《骆驼祥子》的英文版却被译者歪曲了小说的最后一章，把非常感人的，充满悲剧色彩的原文翻成好莱坞式语言。而沈从文的作品当时只有一小部分翻成外文。马悦然还说，沈从文主要的短篇小说近年来才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和瑞典文，要是这些作品较早翻成外文的话，沈从文很可能会得奖。
马悦然对中国文学是熟悉的，他也提出几个他欣赏的诗人。1920、1930年代的诗人他喜欢闻一多和艾青。闻一多虽然只有《死水》和《红烛》两部诗集，可是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他眼里，艾青的《雪落在中国土地上》《北方》《火把》等作品都比得上当时欧洲最优秀的诗人。只可惜当时闻一多和艾青的诗作并没有翻成外文。
仿佛预言似的，马悦然演讲中提到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包括了阿城、刘心武、莫言、韩少功、李锐、曹乃谦、王安忆与残雪。四年后，莫言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访谈与演讲中，马悦然都提到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华人得主高行健，他以“空前杰作”形容高行健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阅读40万字的《灵山》时，手里拿着的还是高行健的一大叠手稿，后来刘再复听说了，想到读手稿马悦然会读得费力，于是把稿子带回中国，打印校对好后再请人转交给他。
听了马悦然的这番话，我心里想着的是，这世上果真有“贵人”这回事，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真是遇上了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