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翻译家巫宁坤老先生以“白寿”之龄故去，他的回忆录《一滴泪》再次引发热议。
他总结:“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有人说似应加上“我离开”──历尽人间沧桑和磨难，巫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携夫人离开了中国，重回他当年的求学之地美国定居。《一滴泪》英文版最初也是在美国发行的。
我移民来新加坡也是90年代初，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对于故土，是什么样的强烈动机驱使人们“离开”或者“归来”？
首先，很多人，如当初的我，肯定有经济考量，人往高处走嘛。当时本地公司给我的起薪，经换算，是我在上海做大学讲师收入的几十倍，那差距形成很大吸引力。若仅从这方面考察，也能解释，当后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那么多之前去海外的人又纷纷海归。
但是，还有其他广泛因素，人事、社会、政治乃至信仰的，在至少像巫先生那样的人的“离情别绪”里，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或是说，越是在欲望蓬勃的世俗环境中，越会产生剧烈深刻的淘洗，越能看得透彻：人和人的内心境界真有天壤之别。
巫先生在散文集《孤琴》开首写道：“阔别半个世纪，再回到小城中的学院，过去和现在融为一个时刻。站在同一幢古旧主楼前，我恍见自己在1946年秋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第一次踏上这些台阶，那时我是这学院里唯一的外国学生……如今，我大部分时间独自呆在学院公寓内，忙于写回忆录，我的孤独变得几乎神圣不可侵犯了。说不上有什么社交生活，一部电脑屏幕整天无动于衷凝視我，仿佛一位不倦的告解神父那严厉的面容。冬天晚上，大雪封门，我感到自己活像一只冬眠动物，忘情于时空之外……”──矍铄老人，渡尽劫波，精神感悟独立坚强，寂寞晚年活得自在饱满。
对照另一种的活龙活现：曾在香港杂志的“纪念金庸专辑”上读到国内某著名文人Y的特约文章，写的是有次在香港，企业家X请他和妻子吃饭。吃完，服务生过来，指向大厅角落桌子：“你们的账已有人结过。”X便朝那桌子走去，走了一半慌张回来：“给我们付账的，是金庸先生！”X和金庸未曾交往，于是肯定金庸付账是冲Y来的。要感谢，得Y去。Y到了那桌边，金庸站起身来：“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一直没机会请吃饭，今天是顺便，小意思。”
不必多置一词，巫老和Y，智性趣味，高下立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