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Ann Wee这个名字，不少人会马上想到那位绾着白发高髻、说话中气十足的英裔老太太。在我的印象中，Ann个子不高，气场却很大，常见她出席本地举办的公众讲座，坐在听众席里认真聆听，问答时间大声发问，措辞风趣，又能一语中的，一听就知道是位“很有想法”的老太太。
今年12月中旬，93岁高龄的Ann Wee女士去世。在这半个多月来，我把她的个人回忆录“A Tiger Remembers”（暂译《虎女忆当年》）又细细读了一遍。这是一本我格外喜欢的个人回忆录，初读后曾在本栏介绍过。书中，Ann以社工、学者、外来人等数种身份交替出现，从容自在地跟我们说着她在“新家”的故事。
这回重读，一边读一边在问自己：Ann Wee为我们究竟留下了什么？
人们说到Ann Wee，自然多是感念她对本地社会工作的贡献。老人家一生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曾致力推动“社工”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科，也是国大任期最久的社工系主任，因此人们称她为“社工之母”。
然而，于我而言，如果说英裔女摄影人玛乔丽用手中的相机，留住了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传统建筑的壮丽容貌，那么同是英裔的Ann Wee则是以其细腻的社会观察、文化比较，把人们直接带回5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底层。这种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微观”记录和呈现，是主流叙述中最为欠缺的，也是Ann最触动我的地方。
印象最深的，是她书里提到的一段有关本地贫民区（slums）的生活境况。那是1950年代中期，当时Ann在政府福利部门工作，负责训练本地的福利工作人员，常会带学员到贫民区巡视。
贫民区的恶劣居住环境，对Ann来说并不陌生。早在40年代初期，正读中学的Ann曾到伦敦的一处贫民聚居区做义工。她记得那里的卫生条件很糟，到处都有跳蚤臭虫。对Ann来说，这便是社会学者所说的“向下沉沦的贫民区”（slums of despair）——自1870年就实施义务教育的英国，到了1940年代住在贫民区的低收入家庭依然无法靠自己站起来，无法在社会上找到奋力向上的支撑点。
当她第一次走进本地的贫民区，来到多户低收入人家挤住的店屋楼上，眼前看到的境况令她大吃一惊：“踏入每个家庭的小小隔间，我看见地板上总是一尘不染，墙边也总有一叠洗净熨好的白色校服，当时上华文学校的孩子都要穿这种校服。”
在Ann看来，新加坡的贫民区与战前伦敦贫民区恰恰相反，虽然空间狭窄逼仄，缺乏卫生设施，却是一个“有望提升的贫民区”（slums of hope），因为在艰苦生活的背后，她看到了一股希望改变命运的自发动力。
岁暮，是回望的时刻，也是感念的时刻。今天Ann虽已离开，她的书还在，她仍在书里跟我们讲述新加坡，聊着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循着往年的习惯，年末最后一篇写给故人，无论曾与之相识已久，还是仅在书中偶遇，他们都曾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引领我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领略到生命的各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