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细针落地有声的阒静里，记者们都在专注地赶稿。这时，有人手里拿着一堆麦饼，分别放在记者们桌上，而一个温暖的声音，也在耳畔响起：“这饼，健康，多吃无妨。”
给记者们分送麦饼的，是总编辑莫理光先生。
知道记者们常常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赶稿，他便化身为“及时雨”。在饼干氤氲的香气里，大家工作得更为起劲了。说老实话，莫先生这些没有糖分的保健饼干并不怎么可口，然而，让大家咀嚼出无穷滋味的，是上司对下属的关爱之情。
对于许多人来说，莫先生是位亦师亦父的上司。他不是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反之，他事必躬亲，乐于聆听，也乐于指点迷津。
我于1976年在编辑谢克先生的引荐下，进入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当时，莫先生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在采访新闻的同时，他希望我能自选专题，为报馆撰写特稿。
我把触角伸向五花八门的社会，以人文关怀为主线，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特写。莫先生从不干涉我选材的范畴，让我有充分发挥的自由。偶尔一阵子没写，莫先生便会温和地问道：“最近，有什么可写的素材吗？”顿了顿，又说：”据我观察，近来许多地方的交通圈被交通灯取代了，也许，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你说呢？”他总是以这种委婉的方式来提出工作的要求，既做出了建议，也不让人感受到压力。
莫先生博览群书，常常分享他所涉猎的有关艺术的好书，他要让大家知道，阅读是提升自我的要素。
我在报馆除了撰写特稿之外，也负责报道其他新闻。当时，许多画家总喜欢在下午五点半邀请政要或名人为他们的画展举行开幕仪式。报馆的截稿时间是晚上八点，因此，我必须在开幕仪式过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返报馆，把开幕仪式的谈话化为笔下的新闻。由于时间紧迫，莫先生总是站在我桌子旁边，我一写完一段，他便伸手把我的稿纸撕下，火急火燎地送到排字房去；在快步疾行时，还一目十行地审阅我所写的新闻稿；接着，又重复刚才所做的一切，如此来来回回好几趟，直到我把新闻稿写完为止。然后，他会对我说：“快点回家休息吧！”他自己呢，继续留在报馆工作。几乎每一次五点半的工作，他都如此和我一起分秒必争地完成。这段工作的回忆，永远是我心上一股回旋的暖风。
1979年，我申请无薪假期到沙特阿拉伯去，莫先生殷切地对我说道：
这个地方，少人能去。你能在那儿逗留那么长的时间，机会难逢。你要好好体验，深入观察，给报馆多写点稿子。”
那不是上司对下属的吩咐，而是长辈对幼辈的寄望。知道莫先生有着一双宛若雷达的精锐眸子，旅居沙漠的我，对于落在稿纸上的字字句句都不敢掉以轻心。对于员工，不论远在天边或是近在身旁，莫先生都一视同仁地给予高度的关注和关怀。
今年3月19日，莫先生以 94岁的高龄辞世。
他走了，但是，我和报界许许多多的朋友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其实并没有走。
他长住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