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告:李亚妹安老院是冠状病毒的新感染源。


李府讣告:李亚妹安老院是家父离世的老失乐园。


2006年,重阳早晨八点多一点,李亚妹来电说父亲病危安老院。我和舍弟驱车先后赶到时,已见不上老人家最后一面。家父是农历九月初九上午九时往生的,九九九——那可是命理师掐指间的极阳之数啊,若在帝制时代,投胎去往下辈子,兴许能做个皇帝呢。


下辈子的事太玄了,谁也说不清;但这辈子却是清清明明的——父亲明明白白做了半辈子“孤家寡人”,连临终都没有子女随侍在侧。


这当然和父亲的烂赌成性脱不了干系,但也跟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打小的教育紧紧相连。由于父亲把亲戚和邻居家的钱都借了个遍,母亲很早就执行了封“门”令——轻易不让我们开门出门串门。回想自己年少时的孤僻和不与人交,多少跟母亲的“锁国政策”挂钩吧?


大二那年,由于父亲欠费十余月,家里终于停了水断了电,使我有幸回到秉烛夜读的古典,在惨然的昏暗中复习并考完期末试卷。之后,我开始撺掇母亲跟父亲“居家隔离”,并在法律规定的三年后结束婚姻关系。有意思的是,迄今我都还没弄清,母亲当年没有答应的原因。


大四毕业翌年的1990春夏之交,我仗着求学时期作词谱曲制作音乐所攒下的一点钱粮,换了新车又买了新房。至于新娘,则在岳母猝逝的1991年杪,才按传统习俗在百日内完了婚。1993年小女出世前后,母亲即搬来同住,开始履行她跟父亲彻彻底底的终生“隔离令”。


2004年3月,我征得母亲同意,从老家把罹患癌症末期的父亲接来同住。6月,母亲趁我负笈上海读博,竟不告而别地搬走了,强行实施她跟父亲的“自我隔离”。


与父亲最后相处的两年多,或因看顾不周,导致他多次半夜跌倒受惊受伤,只能商量好送他去安老院。跟李亚妹住了不久,父亲竟也不告而别地搬走了。唯一不同的是,母亲搬家是和小妹同住,父亲搬家却是到客家人坟地三邑祠——和祖父祖母、外公外婆长住了。


十年的海外教书,令我无法在清明节回新扫墓。这回拜疫情所赐,难得长期在新陪伴家人;可也因为疫情所限,不能在清明上坟。所以我说:难得的清明节,也是难过的失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