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疫情之下，新加坡的食物供应引起广泛关注，在天然资源有限的岛国，关乎生存的食物，甚至饮用水，皆仰赖进口。早报题为“1%国土的风景：抗疫期间看本地农业”的文章，指出本地农业生产仅能供给国民所需的一成！去年政府提出“30·30”愿景，计划借助科技的力量提升生产力，在2030年实现本土食物供给的三成。
十年之间岛国所要面对的农业挑战，不仅来自有限土地资源的分配，日益增长的人工成本，也有着民众观念的问题：“年轻人谁要做农民？”在一个没有乡村的国度，如何想象农业生产？如何培育农业人才？如何鼓励农学研究？想起自己的乡村之路。
2015年有幸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到东京的法政大学访学，我的研究课题是“东亚与东南亚的城市更新”，在百分之百城市化的狮城，自然而然关注的是城市问题，思考的是如何在高密度环境下可持续性地发展，思维始终无法跳脱城市的格局。
然而，在日本，除了东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还有众多城镇乡村，两年间上山下海跑了许多村镇，梳理日本乡村振兴的案例，体会到城市化议题无法脱离乡村发展进行讨论，然而，生长于城市的我，对于乡村的认知有限，只能通过实地考察和书刊阅读自学。
2016年中返回国大建筑系任教，决定开设题为“亚洲都市与乡村更新”的课程，坚信在没有乡村的岛国，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乡村问题无知无视。作为课程训练的一部分，2017年初开始组织学生前往闽南乡村考察，那里不仅有先辈留下的华侨建筑，更有留守的家族与承载香火的祖村，华侨房地产能否得到保存与再利用，与乡村的命运唇齿相依，村若消失的话，厝岂能存？
事实上，华侨建筑的出现，正是几个世纪前华南乡村问题结下的果，先民被迫离开难以谋生的故乡，下南洋开辟新土，早期狮城的甘榜生活浸透着原乡习俗，从事农渔养殖的人不在少数。随着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甘榜逐渐消失，农场越来越少，曾经的村民迁居市镇组屋，乡村生活在岛国成为建国一代记忆中遥远的过去，如今提倡的甘榜精神，只剩下互助的概念。
带着狮城的年轻人走进乡村一起学习，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认知与定义乡村的资源，从他们的角度，设想城乡发展互补互利的可能。当走进陌生的村落，走在崎岖不平的田间地头，他们充满好奇，记录着残破的宅邸，围观歪七扭八的鸡窝鸭圈，指着田里的植物大喊：“老师你看，lady finger原来是这样长的！”
感恩能够走在闽南侨乡的路上，感受城市之外另一种聚落的存在，了解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意义。弹丸之地的岛国，乡村是回不去的路，但并不意味着乡村与我们无关，人口凋零的乡村终将制约农渔业的发展，乡村振兴对于许多国家都是未来的希望，全球化浪潮中无法独善其身的我们，即使身在狮城也须与乡村共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