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我俩戴上口罩，如常到公寓楼下花园散步。抗疫期间，天天宅家，只在夜深人静时， 到小区庭院透透气，来回转悠，看不见几个人。
这一晚，后山坡上见天际一弯上弦月，掩映于桃花心木树梢头，扶疏枝叶间朦朦胧胧，耳际飘来不知哪家的钢琴声，我油然忽有感触，思念一些人。
“等疫情过去后，第一个要去探望人的就是刘蕙霞。”我这样告诉身边人。春节前寄出贺年卡给她的时候，也曾这样念想，怎料冠病全球肆虐，什么事都耽搁了。
没想第二天晚上，竟然接到消息，告知“刘蕙霞博士昨天走了。”还说因为冠病疫情所限，早上已经举行火葬。看了简讯，我失神良久，难过极了。原来，就在我见月思人的昨天晚上，刚仙逝的她正发信向我的脑波告别，好像有心电感应似的，难怪我彻夜魂牵梦萦，辗转难眠。
回想我们之间的情谊，感觉是有些奇特。起初我称她为刘博士，后来竟然改称她为蕙霞姐，虽然论年龄，她和我母亲属同龄层。我在媒体工作这么多年，在不同场合与关系网接触，感觉这位教育界德高望重的长辈，不但性情开朗，而且心地善良，非常关怀社会，行文立论更敢于说真话。
记得1990年代末期至千禧年之交，我的母校南侨中学面临一场生死攸关的保校危机，在校友会奔走各方，竭力维护母校生存的艰难过程中，刘博士在报章撰文，以教育学家观点、人文关怀角度，声援南侨校友的保校呼吁。当母校起死回生，成功迁址盛港后，南洋女中出身的刘博士，不介意自己并非南侨校友，毅然出任校友会的顾问。
在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里，校友会同仁与刘博士打成一片，会长淑芬带头称呼她为蕙霞姐，大家也开心跟随。有一次，我私底下问她，如此卖相熟直呼姐，是否太不敬了？她却说“这样感觉很亲切啊，何况你又和我同姓刘，更顺理成章。”
这些年，数度与她到她家附近巴慕乐路那家老英国式西餐馆共进午餐。年轻时留学英伦的她，喜欢这里的情调，午后阳光映照小木窗，餐后的咖啡和甜点啜饮间，听得许多真情流露的絮絮碎语。对当年在教育学院院长任内种种，推动儒家伦理课程发展，还有关于母语教育的式微，她心中其实有许多难言的无奈。
九五仙逝，是高寿了。但我难过，深感愧疚，因为我曾说会再去探望她，却没有兑现诺言。一年多前那个下午，病榻上的她，看来气色不错，只是比过去沉默。我以为还会再见，却没想到竟是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