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好多朋友宅家怀旧，纷纷翻箱倒柜，翻出旧照片，找出旧文件旧手稿，忆往事，记故人，重提当年勇，唤回青春年少时……
我这糟老头也不例外，蠢蠢欲动，可惜搬了几次家，丢了不少剪报与资料，还好有些可以从图书馆网站找到，另一些因为版权问题，在家登录不了相关资料的网站，只好凭记忆，追寻当年的足迹。
从事采编工作40余载，出道前20年，正值岛国多事之秋。杀人放火，偷抢拐骗，绑票勒索等罪案特别多，加上私会党横行，殴斗血拼事件，层出不穷，警察忙得不可开交，中西各报意外新闻组记者亦疲于奔命，闲不下来。
那个时代的意外组同业，挑战极大，竞争激烈，因为那正是中英文大小报章的“战国时代”。也因为这个缘故，只要联络网广，人脉强，案件一发生，便有机会独家报道，或率先赶到现场。
回顾过去，70到90年代的大案，我几乎都出现在现场。例如：日本赤军骑劫“拉裕号”事件，“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事件，缆车惨案，新世界酒店倒塌惨祸，大巴窑杀童案，林万霖伏诛案，猪仔、华仔、阿发，以及马来兄弟大盗血染坟场等重案，现场带来的震撼与感悟，丰富了我的采访生涯！
前些时候，看了退休“扫黑先锋”林亚顺兄在社交网站的帖子，忆述他当年活擒悍匪“黄飞鸿”的惊险过程，勾起我当年采访“黄飞鸿”挟持侄儿，持枪跟警方对峙8小时的经过，犹如历历在目。
那是1984年2月28日的事了，发生的地点是金文泰5道一座组屋。
案发当天上午出席警方例常记者汇报会后，我到刑事侦查局（CID）“串门”，见到匪党取缔组（原称有组织犯罪调查组，香港警匪片简称O记）的探员进进出出，神色紧张，便已“嗅出”气氛有点不对劲，该不会有大案件发生吧？
当时，我的联络网还没那么广。在那个“重英轻华”的时代，要在以英语为主的警队里，找寻门路搭线，并不容易，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找到一个认识的“线人”。但由于组别不同，他只知道有个枪手在金文泰一带闹事，详情则不清楚。
上午10点左右，我与同事在警方发言人安排下，来到警方重重包围的案发组屋底层集合，听取简报后，登上组屋4楼，而“黄飞鸿”与警方“谈判小组”则正在5楼进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