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接到数位友人的短信和电邮，谈及凌叔华的种种，有感性绵长的回忆，也有不约而同的好奇：女作家离新返英后，可曾对新加坡或云南园有些许留恋？
恰好此时仍在梳理收集到的原始材料，南大教书以外的凌叔华、返回英伦后的凌叔华，仍在旧日报章与通函里与我对话，其间多少低徊慨叹，让人念兹在兹。此际友人详询便如促弦催人，于是动笔录之，许可为这名旅人留下多一点印迹。
纵观凌叔华在狮城发表的作品，从1958年10月首篇《新诗的未来》到1970年1月最后一篇《夫妻》，她在本地发稿历时逾10年。从1960年后她寄自伦敦的文章、与报馆编辑的通函中，可以看到凌叔华并未忘记这块地方，文中也常提到新马朋友给予的鼓励。60年代中期有一文这样开头：“数年前我写过一篇《爱山庐梦影》，在星马的文艺朋友，不但不笑我是‘痴人说梦’，反而奖励有加。我至今尚感激他们的超凡的同情和旷达的认识。”
1962年10月，《南洋商报》副刊《商余》刊发凌叔华的文章，题为《介绍中国文人画》，写在她于巴黎举办之画展的开幕前夕。细读文章至结尾，赫然发现落款处写着：“一九六二年于伦敦爱山庐”——爱山庐，是她为云南园居处所取的斋名。看来当她回到伦敦，“爱山庐”斋名也跟着她来到英伦。也许对爱山的她来说，无论身居何处，那里总是她的“爱山庐”。
不动手“挖”资料不会想到，凌叔华后来又写一篇以“爱山庐”入题的散文：1964年在本地首发的《爱山庐寻梦记》，记的是女作家与丈夫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次冬季山城之旅。相较之下，两篇“爱山庐”散文的风格颇为相似，文字染尽“山”色，寻觅总在“梦”里，每次观之都恍若走进一幅如梦似幻的“梦境画”（dreamscape）。
自1946年随夫离开中国迁居欧陆，凌叔华便开始了寄寓他乡的后半生，其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执教，便是她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次次短行。对旅人而言，旅程无论长短，途中若是怿悦平愉，垫下的便是日后临风怀想，遐思悠悠。
我于是设想，老舍在华侨中学的半年短居，凌叔华在云南园的数年客寓，教书生涯固然清苦，人事倾轧也在所难免，但静心沉潜撰书作画时的心情想必是畅快的，因此老舍曾想过回来（见余云笔下的老舍与赵清阁），凌叔华也曾动念到新加坡“小住”。
已故资深文化人连士升在1972年一则《海滨寄简》里，曾摘录一段凌叔华来信原文：“近来我尤其想到东方来过些年日，因为我觉得西方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尤其年轻一代销沉于自我享受……”文中提到，凌叔华当时希望回到亚洲，“小住”地点包括新加坡，同时她也计划在狮城展出自己积累多年的中国汉代石拓画收藏。
这个迁居计划可曾起步，可惜今日已无从得知。连先生于1973年不幸骤逝，凌叔华在新加坡顿失一位极值信赖的朋友。适逢1972年春女作家开始定期到中国访问，有时一住数月，“伦敦爱山庐”来稿就此渐渐淡出新马读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