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五六十年代的马华作家，因环境所致每人都曾用过多个笔名。今日回望，每个笔名其实都留下了作家人生的一道痕迹。
就说资深前辈作家谢克的笔名，“谢克”本身就是个笔名，出自原名佘克泉；他早期用的“刘仝”，是文学导师刘以鬯和仝道章的姓氏组合。至于令人好奇的“桑守桑”，不知它又出自何处？老作家听了笑呵呵，给了个意料不到的答案：“那时候写稿，底稿写得很乱，得誊写一遍才能寄去报馆，很多时候抄稿抄到手酸……”
抄到手酸，所以“桑守桑”——这个独特的笔名，背后原来道出了不为外人所知的笔耕辛劳。
这个手抄稿细节，也勾起我的一段儿时记忆。父亲从事文字工作，小时候常见母亲坐在书房小桌上帮忙抄稿。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坐在书房一角自己玩，房间里很安静却不沉闷，母亲不时抬头轻声问一两句，父亲也轻声略作回答，两人随即又埋头写字。这个画面其实不常浮现，可一经勾起却又鲜活清晰，能听到父母当年写字时的呼吸声，能感觉到他们轻声交谈时的空气流动。很多事情不再提起并不意味着遗忘，记忆被搅动之前总是安静地待在它应在的地方。
说到手作抄稿的辛劳，相比之下，西文写作人要幸运得多——无论是作家还是记者，桌上总有一部打字机。电影里常能看到，记者跑新闻回来，满脑子时事素材，打字机前一坐手指下噼噼啪啪就打出来了，煞是痛快。切换到中文报馆的场景，《花样年华》里周慕云的桌上就只见一叠稿纸、一支笔，还有旁边一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
今日年轻人或许会问，电脑普及前难道没人发明过中文打字机？这里有两本书颇值一读，即90年代出版的“Before the Computer”（暂译《在电脑出现以前》）和2017年面世的“The Chinese Computer: A History”（暂译《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原来西文键盘打字机自1880年代中期开始就渐成商品，普及到个人迄今已约一个半世纪；可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却曲折得多，从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尝试，20-40年代的个人研发到50年代上海出产的双鸽牌，始终因为成本高、操作不易而未能普及到个体写作人。
前两天翻阅旧报，意外又看到“抄稿”这一情节。在《〈秀子姑娘〉后记》一文里，姚紫说当年手头“一大卷写得一塌糊涂的初稿”，是一名好友自告奋勇帮他重抄，其间这名好友还因不忍“秀子姑娘”悲惨命运竭力劝说他修改结局。姚紫这篇后记里有很多信息，仅“抄稿”这个细节就是个提醒：作家手抄稿的抄写人并不总是作者本人，今日收藏“作家手稿”的图书档案机构宜多加比对格外留意。
回想自己读大学的那个年代，个人电脑、复印机都闻所未闻，抄稿想留底还得用复写纸。在英文打字机上这点不难，把夹了多层复写纸的稿纸哗哗卷上滚筒，打字时手下重些就是。可华文写稿是个手工活，若夹上两三层复写纸，下笔时就得花上倍数的手力，确保每一笔力度都能透到最下面的稿纸，写完后真的就是“桑守桑”——写字的手从手指到手腕，总得酸上好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