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封家书里，父亲难得的忆述起自己在福建浒井乡下的童年往事，而且无奈的回顾着自己多舛的一生。
台湾大诗人杨牧刚于今年3月辞世，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诗人2003年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儿子王常名的四封家书，当时杨牧还在学习用电邮写中文信，希望在美国成长的儿子能阅读中文。在家书里，杨牧对儿子说：“我相信你还会想到中文的事，但中文我们都有信心，一定可以学得很好。这一方面由我负责。”
2003年正是沙斯爆发的一年，诗人也在书信里对儿子诉说了自己的不安，“这两个星期以来台湾因为传染病的关系，大家都不是很开心，甚至可以说是人心惶惶的。现在我们还不能断定问题哪一天会解决，但大家都很努力在工作，包括一些年轻和资深的医生，还有很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学者专家，都在想办法找出病毒的原因，和怎样对付它的办法。”
杨牧当时“打字技术不够好”，一封信写得相当久，他希望儿子收到后会给他回信，一再苦口婆心的对儿子说：“多用些中文字（汉字），可有些练习的机会，中文就不至于忘记了。”家书和一般朋友间来往的信件就是不一样。杨牧写给儿子的信，时而给予儿子温暖的鼓励，时而抒发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父子情满溢字里行间。
年少时读翻译家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家书》问世后，很自然的也慕名找了来看，读后既敬佩又心虚。必须说，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书是一封封苦心孤诣，而又充满期待的信，而信中傅雷对音乐戏曲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述，又俨然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导读，令人佩服不已。印象深刻的是，傅雷谈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三言两语道出古典诗歌的音乐美，他谈到“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风声韵。《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小弦切切’一段，好比staccato（断音）像琵琶的声音极切；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几句，等于一个长的pause（休止）。”
到波兰留学时，傅聪20岁，已是成人，但也许因为傅雷是个要求很高，几近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儿子傅聪之耳提面命，轻言细语中已几近唠叨。傅雷在家书中劝诫傅聪为人治学之道，即便饭桌礼仪，穿大衣，脱大衣，围巾何时围上，何时除去，双手是否该插在上衣袋或裤袋里都必须符合他心目中的西洋礼仪。他甚至写道，“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像过去那样太严肃。这与群众情绪大有关系，应及时注意。只要不急，心里放平静些，表情自然会和缓。”
读着傅雷对傅聪事无巨细之谆谆善诱，叫我这个对日常生活总是粗心大意的人因汗颜而心虚，也许是“知难而退”，书没看完就搁下了。
我心中也有一封家书，这么多年了，偶尔想起还是心有戚戚。1979年，父亲寄了封长信到神户给我，已是岁暮冬寒时分，房里开着暖气，我在那坐落在须磨浦公园斜坡上的国际宿舍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读着父亲寄自热带岛国的家书。
那一年在神户度过的冬天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冬季体验，带着兴奋与好奇，年轻的我从夏天到冬天一直在东瀛的土地上游走，在萧瑟的寒冬里，依然充满活力，除了上课，到杂志社实习，还在假日里去了以大佛及鹿群闻名的奈良，去了彦根城，一个位于琵琶湖畔的日本古城，度过一整季难忘的异国冬天，我在寄回新加坡的家书里兴致很高的说着自己的冬季经验。而年少即离家漂泊的父亲，他的冬天却是属于记忆的。
信里，父亲说起他记忆里家乡福建的冬天是“芦花翻白燕子飞，枫叶红似火都给肃杀的秋风一扫而尽，飞舞遍天涯”。父亲在信里说，童年的时候，他最喜欢故乡的小阳春，因为在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枯枝满树的桃树上结满桃花，还有那少有的二度季的番石榴。”
和许多老一辈的“一家之主”一样，父亲平日不苟言笑，很少对儿女坦露心事，在那封家书里，父亲难得的忆述起自己在福建浒井乡下的童年往事，而且无奈的回顾着自己多舛的一生。他慨叹自己少小离家，在殖民地时代当过殖民地人，在日本军人铁蹄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他唏嘘于自己那一代人是无根的浮萍，是天涯浪客，而他们眠思梦想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故国”情怀……
那时我已在人民协会《民众报》担任编采工作，似乎也立志将文字工作视为立命安身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鼓励我，要做好媒体工作，各方面的知识不能少，他特别提起当时很受关注的李约瑟及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说这是第一本有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技的书，有机会应该找来看看，增长见闻和知识。
出生、成长于乱世的父亲，所受正规教育其实不高，可长年累月的阅读与自修，积累了他腹中的墨水与见地，那封冬日里的家书，不仅让我对父亲的内心深处有了过去所没有的了解，也是第一次读到了父亲的文字功力。
叫我惭愧的是，至今，我不曾好好读过《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回旅途中逛书店，无意间在书架上碰上了这套多年前已懂得的书，刹那间想起那年冬天，在宿舍里读着父亲的家书，突然间双眼泛潮，父亲早已不在了。我摸着书，一本本翻着，想了又想，终究没勇气将那一套七卷数十册的皇皇巨著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