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刘绪源著的《解读周作人》，读到“1960年（周作人）为远在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的选集写序文”，眼睛为之一亮，转念间想起周作人同新加坡的一些人与事。


其中之一正是周郑两人的交往。周作人（1885-1967）是当代中国著名作家也是鲁迅之弟。郑子瑜（1916-2008）修辞学家，有“传奇学者”和“新加坡汉学大师”之称。1938年从福建南来，在文莱和砂拉越住过，1954年定居新加坡，担任过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讲师，南洋学会编委会主席等，也曾在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多所大学作短期讲学。


1936年，周和郑同在《逸经》文史半月刊写稿而认识，后因郑离开中国，加上战争动乱，两人交往中断，到了50年代才再续前缘，开始了长达10年（1957-1966）中新两地的鱼雁往来。这批总共84通周致郑的信札和信封原件，在半个世纪后，俨然亮相于2014年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上，不仅揭示见证了周作人同新加坡的这一段因缘，信函内容也为研究周作人的学者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和佐证。手札全以毛笔书写，每一页笺纸都是文章也是墨宝，彰显那个时代文人特有的丰厚底蕴。


两人相差31岁，但因学术和文学上的共同兴趣，凭借书翰维系了这段惺惺相惜的情谊。郑子瑜生前的寓所还悬挂了两幅周作人的墨迹，其中一幅是周以郑的一首古诗书写的。郑编纂过《周作人年谱》，著有《鲁迅诗话》和《阿Q正传》郑笺，对周氏兄弟可说是颇有渊源了。


另一事是有关周作人的自述传《知堂回想录》，这是他最后也是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完稿于1962年，共38万字。1964年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但只持续了40多天即被腰斩。后来在香港友人的四处奔走，穿针引线下，在他逝世后的一年，经由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完整连载，时间从1968年9月至次年6月，前后长达10个月，为其漫漫写作生涯中的完结篇落下完美的句点。


周作人的最后遗作几经波折最终以行行铅字留驻狮城，而他隔洋远寄到赤道岛国的书简却在多年后回归故地，如此微妙的机遇因缘，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