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时期，香港暂把西环的中山纪念公园用作检疫场所，公园的主角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斯时也，“临时执政”是段祺瑞，幕后掌权者是张作霖，但最初邀请孙中山从广州北上的人是“倒伐将军”冯玉祥，孙大炮人未到京，他却先被赶下台。北洋政府时期的权力更替如走马灯，远远不如今天的香港特区政府是铁打的衙门，任你几百万人走上街头，没有半个高官会问责下台。特区胜北洋，感谢老天，时代终究在“进步”。
孙中山死后，段祺瑞写了挽联：“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而往，无问始终，大年不假恨苍天。”他和孙中山，一个是大军阀，一个是政治家，但在清末民初的混世里有过诡异的交集。孙中山革满清的命，清室在退位和不退位之间犹豫，段祺瑞时为第一军总参谋，本来要替皇帝攻打乱党，他却带同手足发布《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之后再发《乞共和第二电》，威胁带兵进京，吓得隆裕皇后同意宣统滚蛋。他的用意在于帮助袁世凯，却亦助攻了孙中山。
在北洋军阀里，段祺瑞算是“清官”，外号“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无房产，无积蓄，言谈古板，作风严谨，好作诗、学佛、下棋，但也有好几房妻妾，可能觉得非如此即无面子。他也爱打麻雀，每晚都要搓八圈。
段祺瑞下围棋时喜赢不喜输，棋友们都故意让他略胜一两子，唯有少年吴清源赢了他，把他气得吹须突眼。至于打牌，所谓“落场无父子”，谁也不让谁，甚至还有人敢出老千骗他。某回，有两人同桌换牌，被站在段祺瑞旁边的人发现抓住，老段一瞪眼睛，正待发作，却只突然扔下一句“太难了！太难了！”便起身离座。
原来那都是他提拔起来的手下，或许老段深感人性险恶，在牌桌上，在钞票前，手下不懂报恩而反欺诈，而他自己又欠缺知人之明，一个“难”字，道尽沧桑，他不忍也无脸追究两人。
日本鬼子占领天津之后，段祺瑞闭门避开合作，后更南下上海，继续日日念经写诗下棋打麻雀。1936年，他死了，71岁，死前留下“八勿遗嘱”，提醒大家，“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忽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忽忘巩固防务，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他死后，有一道挽联写得好：“佛法得心通，知并世英雄，成败一般皆画饼；人间谁国手，数满盘胜负，江山无限看残棋。”
而今世局更如残横，想想老段未被实践的“八勿”，我们能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