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印刻》连续两个月以张爱玲做封面主题，都是一出笼便卖清光，订不到了，只好等待再等待，但有市场便有供应，相信明智的总编辑必再下达印刷令，印爆为止。
在等待的过程里，我又有了新目标，9月下旬，台湾皇冠将出版厚厚两册的《纸短情长》，收录700多封爱玲小姐和宋淇夫妇以及其他朋友的通信，闻说此书辛苦编辑了五六年之久，唯望内容没有丝毫删减，原汁原味，让我们放肆窥探这位民国女子的私心密事。
是的，我们绝对有放肆的权利，对于作家，尤其已经去世的作家，如果热爱，谁都有权对公开的片字只语追寻和玩味到底，——只要别像几十年前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特地搬到张爱玲家旁，深宵夜里偷翻她的垃圾袋便好了。
去年曾有台湾女性主义学者张某用“恋尸癖”三字描述世人对张爱玲的探索热潮，语带不屑，取态傲慢。奇怪她本身亦是“张学研究者”，却不满意于其他人对爱玲小姐的前窥后探，仿佛只有研究权才有探究权；她的研究是严肃的正经，别人的探究却是无聊的八卦。如斯学者，也真跟特区高官的神逻辑没有太大差异。
《纸短情长》我未到手，但有缘读过其中几封短信，寥寥数语，却已感慨万分，可以想见她远在异域，经常急不及待地把所见所闻所感写在越洋信上跟老友分享，期盼得到一些同笑与同哭，而信件的一来一回，往往耗费三月半载，她的心情，亦必悬在海上空中。孤独的张爱玲，虽是自我选择的孤独，却亦足令热爱其作品的人感到痛惜。
晚年的张爱玲，精神状况确令人担心。8年前的10月10日，《羊城晚报》有一篇文章，作者谓曾在洛杉矶见过一位任职于“洛杉矶华语文学联谊会”的吴先生，对方说曾在张氏住的公寓里见过她一面，“当时，张爱玲并不搭理他，她骨瘦如柴，面壁而坐，正独语着什么。开始，他以为她在念佛语，可是细听，不像。他禁不住问，你需要帮忙吗？张爱玲回过头来，有些自嘲地说，对不起，慢待你了，真有点不好意思。请你理解，我在与我的妈妈说话呢。来日，我一定会去找她赔罪的，请她为我留一条门缝。”
吴先生一时语塞，张爱玲又说：“真的对不起！不过，我想你会理解我的。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就是妈妈！”
事实上，张爱玲在给邝美文的信里也曾提及，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想象自己跟人在对话，“这个人，就是我妈妈！”
小时候被母亲遗弃，被继母欺凌，被父亲冷待，或许张爱玲的冷漠性格正由此起，用冷漠筑起一道墙把自己围住，却又忍不住躲在墙后，对墙说话，母亲的影子就在她眼前。
可怜的孩子。成大了，老去了，终究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