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日本军政府垮台，撤离新加坡，所有学校重新开办了。


“背着书包上学堂”的第一天，我才知道我的学校叫“养正学校”。养正就在我家后面不远处，步行两三百米就到达。我并没有背着书包上学堂，是父亲牵着我的手，另一手拎着在私塾用过的藤喼，（广东话叫藤喼gip，用藤织造的小匣子），往矗立小山坡翠兰岗上的养正学校去。藤喼里面放了一本书，一把葱（聪与葱cong读音相同 ）和一封红包，母亲希望我聪明读书，大吉大利！


林耀翔校长记录养正重开是10月2日。我翻查了万年历，知道那天正好是阴历八月廿七，是孔夫子的诞辰。校方选了这个日子，是希望学生勤勉好学，忠孝仁爱， 真是用心良苦。


父亲拖着我，踏上四级石阶，就进入养正大门。走完约10米长廊，就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大操场了。操场挤满了人，人声鼎沸，点名排队后，我和几十名同学，被安排到课室去。


进了课室，我被分配一张书桌。以前在私塾，我和六七个小朋友，围着一张方形的桌子读书写字。课室前面挂了一幅很大的黑板，让老师用粉笔写字，过后又用擦子抹去粉笔字，觉得很新奇。


我们班上大约有40名同学，很多比我高大，和我相差2-4岁，是超龄生。日本占领3年8个月，学校关闭停学，害得他们不能上学，误了学习的黄金时期。我才知道什么是失学！


有同学衣衫不整，鞋子破烂；也有人还穿着睡衣来上学。回到家里，告诉妈妈所见，她说，不是人人有钱买得起校服和帆布鞋。我才知道什么是家穷！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陈福祯先生，她和蔼慈祥，语气温和。她教我们国文（华文）。我们的教科书是封面印有一只红公鸡的《小学国语读本》。至于其他教过我的老师我记不起来了。在养正，除了林耀翔校长，我能记得色厉严肃的高鸿铿老师，他是诗人学者柯思仁的外祖父，后来是三山学校校长。还有一位和我长辈同名的年轻老师梁志生，后来当了南顺学校校长，是笔名梁山的作家。


我记不起和我在小一的同学有谁？只记得后来跳级的何顺结，是任期很长的番禺会馆会长，及退休资深报人蓝经赉（蓝大周），大家还能够偶然问候。这漫长同学情谊，难能可贵啊！


到了12月，我们升上小二，结束了只有三个月的学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