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那一阵美国政府很紧张，怕老百姓穿州过省团圆聚餐，即席把疫情拋诸脑后，封锁隔离的成绩毁于一旦。是有这层隐忧——我们说冬大过年，他们就算未必感恩节大过圣诞，起码重要性相若，入乡随俗耳濡目染，连我这种近乎百毒不侵的冷面郎君，过年过节绝对不堕入倍思亲的温柔陷阱，旧金山岁月也偏偏留下烙印，一到11月底，诺曼洛克韦的名画对号入座。张爱玲1944写于上海的《忘不了的画》，隔岸观望再敏锐到底缺乏前线作战经验，恐怕不知道当地最家喻户晓的火鸡大餐场景，是先一年刊于《星期六晚邮》的一幅，尽管她笔下“不甚著名女画家”画的画面大同小异：“一家人忙碌地庆祝感恩节，从电灶里拖出火鸡，桌上有布丁，小孩在桌肚下乱钻。粉红脸、花衣服的主妇捧着大叠杯盘往饭厅里走，厨房砖地是青灰的大方块，青灰的空气里有许多人来回跑，一阵风来，一阵风去。”
我熟悉的感恩节没那么热闹，华德街65号的二人世界，火鸡挑最小的，甚至以鸡替代，只有红莓苔子酱一丝不苟，拆出来的骨头喂猫，不折不扣穷风流。张散文另一次提起这节日是《忆胡适之》，抵达纽约第一年，尚未认识赖雅：“感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我非常快乐，但是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子。我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
火鸡一点都不好吃，肉地既粗入口又没味道，不能怪红莓苔子和栗子喧宾夺主，美国人除了感恩节平日也不捧它上桌，只用来填三文治，必须加很多很多白汁，否则难以下咽。我倒记得同样由新加坡去旧金山的邓姓同学为了表示融入环境，亲亲热热称之为大鸡，说唐人街店铺的牌子这么写，乍听以为他把“火”字看成“大”字，再想才恍然大悟：是音译！七八十年代都板街一带撞口撞面都是讲台山话的老华侨，和主流社会各行各路，38号巴士被戏称东方快车——当时“东方人”这称号还没遭扣上政治不正确帽子，街头巷尾《花鼓歌》余音袅袅，谁也不以为忤。
感恩节食物我最怀念eggnog，牛奶混鸡蛋的热饮，浓度和色泽近似小时候恨之入骨的鱼肝油，一望完全没有意欲尝试，经不起劝喻呷了一口，不料立即上瘾。正宗喝法加白兰地，那我就不奉陪了——不像hot toddy，因为据说有治疗伤风功能，当苦口良药醉得心甘情愿。不过热苹果汁加肉桂也可御寒，是热可乐加姜的姊妹作，更适合我这类毫无酒量的俗人。Eggnog法国遍寻不获，去年游河内，见到越南国饮蛋咖啡，马上自作多情唤起味蕾的记忆，可惜彻底不是那回事，只有甜味没有蛋味，口感也南辕北辙。啊，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