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微信公众号“文艺批评”，读到本地知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张松建的一次访问，访问中他忆及90年代初大学阶段的中外文学阅读。张教授记得那时大学环境很安静，让大家沉下心来读书，常泡图书馆的他在汲集中国古典文学养分的同时，也借阅了好多外国文学名著，哈代、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等的作品就是在那时读的，迄今感觉受益甚深。
张教授的经历，也是当年很多年轻学子的共同经历。文学翻译，在那个年头年轻人的“知识食谱”里占了很大比重，甚至可以说是主食之一。外国文学作品自清末流入中国，一个多世纪落落长，一部名著先后总会出现好几个译本。所以聊起外国文学，人们会得先说“我读的那本是某某某翻译的”。
曾几何时，译者极受读者尊重，外国文学名著与它的译者实际上密不可分，谁都似能信手拈来地说出译者的名字，比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傅雷的罗曼·罗兰、沈端先（夏衍）的高尔基，还有罗念生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草婴的俄国托尔斯泰、李健吾的法国福楼拜，还有叶渭渠的川端康成，这个名单很长很长。
这里说的，还只是把外国文学引入中国的译者，另一个巨大翻译工程实则更为艰辛，那就是把中国文学译介到非华文的世界。这个翻译工程里的译者，外文要好不必说，中国文学的造诣更是一个关键前提。可惜在这个“中译英”译者名单上，人们知道的名字偏少，除了西方汉学家以外，说的最多仍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翻译不是在真空里产生的，文学翻译也一样。从清末到民国，再到1949年后的中国，每一部名著译本的诞生都有它的历史文化语境，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中国是如此，新马地区何尝不是。仅说本地战后十年间，英华文学都出现不少新作品，可文学翻译基本欠奉（虽然本地有人翻译名人传记、中国文学作品等），华英社群对彼此的文学世界长时间相当陌生。
若把关键词限定在“战后”“马来亚本地创作”“英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1958年青年书局的新马文艺丛刊尤为值得留意，因为这个丛刊的第一种便是英文小说中译本《餐风饮露》，出自资深报人李星可的译笔。
这名出生在中国、接受西方教育的资深报人，据说为人处世有点孤傲不群，不过他的双语造诣还真没话说，不译则已，一译便是双向：一手译出两部本地英文长篇小说的中译本，另一手译出至少十多篇本地华文短篇小说的英译本。在英殖民治理下英华社群向来“鸡同鸭讲”缺乏沟通的马来亚社会，在华社华文被等同于“颠覆”“沙文”的50年代，他已开始在“两个世界”之间以翻译来搭建桥梁。本地若做文学翻译史，李星可应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岁末回望，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新马地区，那年头的文学翻译很精彩，译者与译文的故事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