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90年代初大学生广泛阅读外国文学，说的其实是中国人文科系的一道传统：自清末起一代代中国年轻学子广泛涉猎文学译本，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了不少灵感和养分。这道传统，在王赓武教授的回忆录“Home Is Not Here”（中译《家园何处是》）里也能看到，他笔下对四名民国学子细腻而深情的描写，把我们带回到40年代末期的南京。
1947年，17岁的王赓武战后随父母归国，同年考入当时一流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就读外文系。入学之时国共内战早已打响，大学在纷乱战火中竭力维持正常教学。所幸大变革时代的紊乱无序，未曾一刻浇熄年轻人旺盛的求知之火。在中央大学读书的短短18个月里（1948年大学被迫停课），年轻的王赓武遇上了四名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同学，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文学翻译对一代学子的深远影响。
这四名大学朋友，分别就读国文系和外文系。先说就读国文系的同学钱璱之和章熊。让年轻的王赓武吃惊的是，这两名国文造诣极深，英文水平不算高的国文系同学，对外国文学经典均情有独钟，极有心得。
钱璱之透过梁实秋的中文翻译，已读完八部莎士比亚剧本，包括《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等。自小读英校的王赓武很清楚，莎剧并不易读；可钱同学虽不大读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却能透过优质流畅的译文，精确地领悟莎剧的文学意涵，懂的比自己还多；章熊则是透过广泛涉猎市面上的多种文学译本，先是熟识了英国文学，然后把触角伸向他更为心仪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法国现代主义文学。他让年轻的王赓武看到，对中国学子来说，透过翻译阅读外国文学，也许不能每个细节都理解得当，但透过译作从外国文学中获得启迪灵光，这一点却是错不了的，那个年代不少的新思维、新创意都源自这道灵光。
更让来自马来亚的王同学大开眼界的是，身边的同学们都用中文热切地讨论着、点评着欧美文学作品，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翻译对当时的中国是何等地重要：一名不大懂得外文的中国人，同样能透过文学译本，透彻地领略到外国文学的艺术感召力；不仅领略到，还能把外国文学作品置入中国当时的语境来讨论，与人们的现实处境做一比较。
读到这里，我想起新马地区的一代华校生：他们当年“知识食谱”里的外国文学养分，那道新思维、新创意的启迪灵光，不正也来自文学翻译？跟他们聊天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能聊几句外国文学的话题，每个人书架上也都曾有过几本外国文学译本，其中有些前辈说起欧洲文学、俄苏文学经典更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那么懂得读英国文学的人，是否就不必再读文学译本呢？王教授笔下的那四名民国学子，另两名就读外文系，同样地广泛涉猎外国文学作品。那么在这两名同学的文学书单里，还会不会有文学译本？这一点让我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