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91岁，去世前一年才终于答应我多年的央求，为他做一部口述回忆录。“不为出版，只为留给自家的儿辈子孙。”我说。于是那段时间每次回家看老人家，父女俩总会预出专门时间做口述，两人在书房坐下，一人手中一杯热茶，对着一部小录音机。
1946-49年间父亲就读武汉大学法律系，四年的大学生活在国共内战炮声中度过。不过父亲的回忆里倒是几无硝烟味，按他的说法，即便是在内战战火之下，大学里的年轻学子依然求知若渴，想尽办法多学一点知识，其中外国文学便是当年他们知识“食谱”里的一道主食。
父亲记得，当年大学里人人都爱读外国文学，不过大多数同学读的是中译本，只有外文系的同学能直接读英文原著。不过父亲接下来说的这句话，我当时并没听懂：“当年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学英文。对我们而言，掌握英文不仅是为了能直接阅读原文，更因为能借着英文，读到更多的英译文学作品，给自己多一条接触外国文学的途径。”
这段话当时听了没做深究，过后却愈想愈感不解：父亲这段话，究竟该怎么理解？为什么说那个年代的年轻学子学英文，更多的是为了能读懂外国文学的英译本？
直到读了王赓武教授的回忆录，看到他笔下记述的同学祝彦，我这才恍然大悟：尽管1930-40年代的中国已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数量毕竟有限，西方当代文学的中文翻译更是不多；相比之下，外国文学的英译书库就丰富得多了。
看看祝彦的例子。来自云南的祝彦原本不谙英文，年少时一直是靠中译本接触西方文学。无奈云南地处僻远，译本稀缺，酷爱外国文学的祝彦于是下决心跟当地一名美国人学英文，很快地便能阅读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打下英文基础的祝彦，此时他的外国文学书单就不一样了。祝彦的书单里，既有英美文学原著，也有非英文文学的英译本，譬如德法现代文学的英译本，还有英译俄国大部头小说，包括俄国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这样一份既含英文文学原著，也有非英文文学英译本的书单，便是当年一名年轻学人尝试直接拥抱世界文学的真实写照。
王教授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他于1947-48年间在中国大学度过的18个月。读后我才醒觉，这部书中提及的18个月，跟父亲口述里回忆的大学四年，实属同一“国共内战”时段；他们各自回忆的两所大学，一在南京，一在武汉，可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年轻学子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的画面，画面中也都有老师、同学，还有与外国文学有关的新书籍新观念……
尤记得与父亲做口述的那些日子，每提到外国文学这个话题，父亲总会微微昂起头来，眼睛半眯着，像是要追回到那个让年轻人“脑洞大开”的年代；而每到此时，他脸上总会露出一层年轻人特有因迷惘而惊叹的异样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