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自19至20世纪之交与西方世界的正面对冲，其间一代代知识人与欧洲文学的相遇，最是让我着迷，总想走近一点看个究竟。王赓武教授在他的回忆录《向朋友学习》一章中，便清晰地勾勒出这样一条相遇的脉络：


清末一代年轻中国知识人，从美英传教士教师那里，受到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启蒙；进入20世纪初的第二代人，透过严复、林纾的翻译作品，接触到欧洲的社会科学和小说作品；接下来一代人读的欧洲文学中译文，一度主要译自日文版；待至在欧美留学的年轻学者返国，年轻知识人的书单里便开始有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欧洲经典；中日战争无疑延缓了文学中译作品的流通，但翻译的书单依然可观……


沿着这条脉络划分，如果说王教授及同辈学子是在战后1940年代末研读外国文学，那么他的父亲、新马地区知名教育家王宓文先生（宓音复，1903-1972）则是在1920年代初考入大学的那一代——这一来时间又往过去回推了20余年，回到那个共和虽已建立，军阀混战经年的年代，跟2020年代的今天相距已是百年。


先生出生于清末的江苏泰州，辛亥年武昌起义刚满7岁。他自少接受传统儒家教育，12岁进入新式学堂学英文和数学。中学期间他的英文想必学得相当出色，1923年先生以高分获取奖学金，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年更名东南大学）外文系，主修英文，辅修教育。


也是英文系毕业的我，对“五四”时期的大学外文系一直有着强烈的好奇：那是一个中国知识界急于求变的年代，人们在各式各种外来思潮中寻找新路。在那样一个动荡剧变的年代，中国大学里的外文系究竟是什么模样，西洋文学由谁教授，外文系学生是怎样一群人？


细读王教授的书会看到，1920年代初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时中国大学版图上两个最具分量的大学之一，“北有北大，南有东南”之说即源出于此，而东南大学更因曾邀得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 Dowey）等来华讲学被誉为“全国最进步之教育重心”。当时大学广为延揽欧美留学的年轻学者任教，如教育系的陶行知、英文系的吴宓，还有教授英美文学的美籍年轻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


先生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时空考入东南大学，成为当年“得风气之先”的年轻知识群体的一分子。这是多么特殊的一群中国年轻人，他们具有厚实传统儒学底子，钟情于欧洲文学，同时也学到美国最新的教育哲学。而大学里最大的得益，莫过于接触到全新的自由开明理念（liberalism）：文学上从莎士比亚、弥尔顿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立芝，教育上是杜威的实用教育哲学，主张“教育即生活”和“从做中学”。


王宓文老先生一生秉持着自由开明的教育理念，无论在身为政府与华校间沟通桥梁的视学官的岁月里，还是在晚年出任独立中学新山宽柔中学校长的10年间，他走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这个理念。今日怀想先生之风，源头可回溯至百年前的东南大学外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