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炳：出席“农民宴”有感

别开生面的“农民宴”是感恩与怀念于母校“农民公学”（1946-1977）而设的。2009年，王新民与一般热心校友组成“农民宴”筹委会，举办年度的“农民宴”。今年的“农民宴”来了，我带了女儿女婿们赴会，主要让他们感受有关农村学校的气息，而我是抱着感恩与怀念的心情而来。

侵占新加坡三年六个月的日本军在1945年东亚战败投降，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狮城。停顿了几年的各类学校纷纷开学上课。一些乡村地区也由热心人士出钱出力创立华校，抢救面临失学的村民子弟。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对民办华校不闻不问没有补助，任其自生自灭，学校经费全靠民间捐助。

樟宜十英里的三百依葛村的“农民公学”在1946年建立。校舍是由日军留下的货仓改建而成，共有四间课室，因陋就简地开班上课。开课之时，令人大开眼界：一年级班上竟有18岁青年与七八岁小孩一起上课。这个18岁大孩子，父亲开小商店，不必出外打工，但周围没有其他小学，离市区又远，所以蹉跎岁月多年，遇到农民公学开课，就迫不及待地来上一年级的课。奇怪的是，当时我们都没有特别感觉，我们一起上课，一起玩乐，毫无年龄上分别。

相对而言，我较幸运，开课那年，正好七岁，是进学的适龄生。农民学生越来越多，教室不够用，有时必须合班，一个老师在前，一个老师在后，各教各班，声音互相干扰，不易专心。还好，学校周围是茂密的橡树林，天气好的时候，老师把课室移到橡树林里上课，我们也感到高兴。一时鸡鸣狗叫，鸟声嘤嘤，声声入耳。有时一阵风吹过，树叶飞舞满地，橡胶子哔哔啵啵地掉在地上、书桌上、身体上，令人难以忘怀。

由于课室不够用，首届学生只读到五年级就得离校，到芽笼和加东一带的育英中学附小报名读六年级，然后上中学，这样一折腾，很多农民学生辍学了，只有寥寥可数的学生继续读下去。

“农民公学”后来得到政府辅助，课室翻新扩大，增添教学配备，逐渐与新式学校无异。但到1977年，终因城市发展计划而关闭，接着整个乡村消失，三百依葛路名依旧在，只是前路不通，再前进便是四美组屋区。

每年出席“农民宴”，我都会思潮起伏。因为我在“农民公学”读书，受益良多。归纳几点，借以感恩怀念与分享。

一、自由自在的学习与活动空间。当时父母都忙于谋生，对教育了解不多，不会检查课业，完全信赖学校教育。我们的活动简单多彩，上课休息时，在球场玩球、荡秋千，在树林里追逐嬉闹；假日时，到池塘游泳和捉打架鱼，爬树采椰子、红毛丹。

二、培养纪律和爱校精神。当时校园每天落叶满地，我们得轮流扫树叶，提水洗刷卫生间，课室整洁等，养成身体力行习惯。当时校长吴迺南先生治校严谨，非常注重学生品德行为。他严禁学生讲恶言粗话，若被他听到，必受处罚。傍晚时分，他有时提着藤鞭到村里走走，看到有些学生嬉戏玩耍，第二天到校，必受训斥或挨鞭。

三、开启学习的兴趣。这点对我而言，获益终身。教学华文的李健芳老师，和蔼可亲，上课时喜欢讲故事，我们都很感兴趣。有一次，老师出命题作文《梦》，我把看连环书里的故事情节写进作文里，没想到得到李老师的赞赏，命我朗读作文。这事深深地鼓舞了我，感觉读书有信心。自从在“农民公学”走了第一步，此后在华文路上越走越远，略有所得。

既往矣，淳朴的乡村生活，自由自在的学习空间，师长的爱心教诲，都一去不复返了，时也不再来了。此时心情犹如陈子昂所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