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只知道五脚基是人行道，是小孩的游乐场，也是小贩们讨生活的长廊。
我家咖啡店的侧门走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摆过食物摊、理发摊、“咸酸甜” 零食摊，还有24小时潮州粥摊。
记忆中，卖“咸酸甜”的老伯脾气古怪，不苟言笑；然而他所售卖的零食应有尽有，举凡鱿鱼丝、嘉应子、腌姜片、咸花生、甜萝卜丝、山楂片，各色果糖，各别装入玻璃罐里，排列在木制的小柜上。还有，他自家烹制的黄梨水，酸酸甜甜的加入冰块，三分钱一小杯，小孩就能骨碌骨碌地喝个痛快。
不少小孩总爱在他的摊位悠转，企图偷吃。老伯应付的方法，是扣起食指作势“扣打”小孩的头颅，吓跑他们。可是不一会儿，大家又拥上来。最后，老伯索性大方地赠送黄梨水，每人一杯。老伯看来凶恶，但他的 “咸酸甜”倒治了不少小孩的馋嘴。
老伯自制的一种抽奖游戏“地甘”（马来语Tikam的音译，意思是随意选），也很受欢迎。
每晚收档后，老伯都会把摊架移到咖啡店里。父亲的咖啡店，夜间不营业；店里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在早期，父亲就把店当“货仓”租给老伯和其他一些小贩，存放货物以及摊架。
白天，小贩们在正门外固定位置摆摊，也可到店里拿自来水。顾客们可以拿食物进店，进食时顺便喝点饮料，父亲便可多做一点生意，反之亦然。这种互惠互利的草根经营模式，不知道犯不犯法，但谁也顾虑不了那么多。
但在夜凉如水的时候，咖啡店就成为我们家四个小瓜紧张刺激的“犯罪现场”——我们偷吃老伯零食摊的糖果、水果。
在五脚基走动的小贩真的好多，日夜都有；有把长凳、磨石架在一边肩上的磨刀、磨剪刀师傅，以及担着小火炉和修补工具的补锅师傅。
还有常见挑着扁担的食物小贩。
卖面食、叮叮糖的会敲打器皿，以铿锵叮当声响宣告自己的到来；有个卖糕点的阿嫂总在晚上八点多出现，以广东话高喊：“白糖糕、咸煎饼、鸡蛋糕……”味道沧桑却一气呵成，别无分号。
夜深人不静，街边由远至近传来“卖……肉……棕……”的福建话叫卖声，小贩不惜冒犯地吵醒不少美梦，以争取最后几个为数不多的顾客。
虽然我家是二房东，租有咖啡店，后来有好多年父亲不善经营，手头总是很紧；我曾目睹父亲没钱进货的尴尬，母亲也常说她上巴刹时，只带着空篮子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的困境。
连汤虾面，每次也只能买一碗。二哥说，他小学时，有一摊每周只来一两次的虾面摊；母亲如果光顾，也只是买一碗给大姐，他和三姐只能在一旁站着看。
虾面一碗两毛钱，这也是母亲每天给二哥上学的零用钱数目。二哥总是在休息节花一毛钱吃早餐，一毛钱存起来。
母亲要二哥这么做，目的是要他从小养成储蓄的习惯；一个月下来储够的两块半，是用来缴交学校杂费的。
但二哥有时贪吃，早餐花多了，最后凑不足两块半，幸好有个家庭宽裕的同学肯借钱给他；有一回，二哥还差几毛钱但借不到，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向母亲要；母亲却二话不说，拿起藤鞭就抽打二哥。
母亲打得很凶；邻居把二哥拉进房间，母亲马上跟着进房把二哥拉出来，继续鞭打。那个傍晚二哥没吃晚餐，饿着肚子迷迷糊糊就上床睡觉。
不一会儿，母亲叫醒二哥，要他去吃晚餐。
餐桌上，放着一碗汤虾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