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专题的读后感

如何界定新加坡华人，建立族群认同感？

过年期间，看到成群的新加坡华人捞鱼生让我想到，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新起点。

上个月农历新年前三天，我国两大报章《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首次合作，推出“六封信，两个世界，一个华人社会”的专题。

两名年轻记者黄伟曼和袁昕，分别代表《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针对特选中学的母语教育、中国崛起，以及“新加坡华人”身份这三个备受关注的课题做了一次公开交流。

这三个问题与我息息相关，因此过年期间我没敢偷懒，仍细读相关报道。

读下来，我感觉整个专题相当全面客观地呈现不同新加坡华人群体的想法，也比较大胆地触及一些议题的敏感神经。观点的碰撞让我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新加坡华人面貌，也引起我对相关课题的反思。

首先，在讨论我国的华文教育时，袁昕对特选学校（SAP School）制度的存在价值质疑，认为如今的特选学校已经变身为单一语言（英语）学校，丧失其理应具备的培养“本地华文精英”的功能。

伟曼则说，让特选中学成为代罪羔羊，只会窄化看问题的角度，错过一些改善大环境的契机。

作为2012年一名立化中学毕业生，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如今的特选学校的确已被英语主导，很大程度上沦为单一语言学校。

但若硬要说这些学校完全丧失培养华文精英的功能，我认为有失公正。有些特选中学如今开办翻译课程，我也是立化四年双文化课程（Bicultural Studies）的受益者。

各特选中学的上述课程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双语人才。不少像我这样的双文化学生，因经过课程的熏陶，建立对华文和华族文化的浓厚兴趣。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这些课程只限于一个年级的少数同学修读，不具有强制性，属于学生有意识做出的选择。

不少双文化课程毕业生在进入大学和步入社会工作后，因为进入英语主导的大环境，断绝与华文的接触，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双语优势。

就个人而言，若不是我选择到中国留学，又选择从事华文媒体工作，培养每天阅读华文的习惯，我的中文水平或许也不能保持和达到现有的水准。因此我非常认同黄伟曼在文中所说的，华文“必须是有意识并且日复一日的选择”。

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固然会对华文教学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如果学生始终不能改变排斥华文的心态，不把华文看成是生活不可切割的部分，这段“婚姻”迟早会“离婚”。

同样的，对待崛起的中国，我觉得心态最重要。黄伟曼的最后一句话提到，她用“开放的心态”评价中国，我认为是画龙点睛之笔。许多国人如今仍保留对中国的刻板和负面印象：落后、不文明、污染严重、独裁政治。为此，我身边仍有朋友抗拒中国，不愿踏足中国。近期网上爆出新加坡大叔在地铁上辱骂中国大叔“低等”的例子，更是这种自视甚高的恶劣心态的体现。

不可否认，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但我认为随便往一个国家贴标签是很危险和不科学的。这会导致我们无法用同理心去看待和研究它，进而可能忽略它的积极一面和优点，没法吸取它能提供给我们的养分。

最后，针对“新加坡华人”的议题，我认为袁昕概括得很到位。她指出，“新加坡华人”的界定如今很复杂和多变。

其实想到新加坡华人的概念，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本地的一道菜肴：罗惹（Rojak）。

除了肤色，我很难立马想到我们的身份认同还能用什么特点来建立。黄伟曼的报道指出，传统上，大多数人仍将族群认同感建立在华文华语的掌握上。

不过随着华文在我国式微，新加坡华人的背景越发多元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已经不能作为代表“新加坡华人”的唯一指标。本地华人对祖籍观念和华族传统与传统艺术的重视变得越来越薄弱，更让我觉得无所适从。

因此如何界定新加坡华人，建立我们的族群认同感，绝对是本地华社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过年期间，看到成群的新加坡华人捞鱼生让我想到，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