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中学高中部（已毕业）


你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鸟，你有翅膀，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翅膀，可是你已经背上了这副沉重的东西，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往上飞。


我走进咖啡馆的时候，她已经到了。坐在靠里的位置，一杯柠檬水。她打招呼的方式和上大学时一样：“哎”一声，爽朗的笑，张罗着点东西喝。


我坐下慢慢打量她：可确实是变了。当时寝室里身材最好的她，裹在黑色粗绒线针织外套里的背有点驼。她的皮肤松弛了，眼窝却深深陷了下去，嘴唇轻微干裂着，也没有化妆。


“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听到你还活着，就放心了。”她说，“怎么样，还好吧？”


她的笑也不一样了：之前连珠串的清脆笑声，变成了嘴角一弯、呼吸一松后，发出的淡淡“呵”声，像呼出一团哈气给冻僵的手取暖。


我点点头，说：“这种时候，记者是最不愁没有饭吃的了。”


她呵呵笑着：“医生更不愁。”


我不知道今天的见面是为了什么。也许是老友相聚，在新闻里偶然看见一篇关于她所在医院的报道，在煽情的镜头里认出主人公是她——想见见她，却约不到她，电话、社交媒体试了个遍，别人说，她最近太忙了。于是拖了一阵，谁知一拖就拖到疫情结束。她的医院领导说，要我签一个公共信息承诺书，有的问题不能问。我说，我不采访她，我是她朋友。


虽然我还是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了一连串问题，刚刚在路上，还掏出来温习。


“那个时候，东西是真缺，忙也是真忙，从来没那么忙过，我们科当时轮班嘛，我晚上十一点上班，到早上八点，值班都不怎么敢喝水，因为没时间去厕所，从门口到诊室，穿工作服、防护服、隔离衣，两层手套，还有护目镜，没有N95，就戴两层外科口罩，整个过程下来得半个多小时，穿一层，手就要消毒一次，当时我的手可比现在白多了，消毒弄的。”


“网上都说，你们穿着防护服的样子最美。”


她歪头，淡淡地答：“我不觉得。”


“也有人说，那是英雄的样子。


她摇了摇头。我问：“你不喜欢别人叫你‘英雄’？“


她喝了口水，很缓慢地咽下去。


“不是不喜欢。”


我没说话，用沉默做示意。


“围城吧，我也是活在围城里。我跑不出去。” 她说。


我想起那个新闻节目对她的刻画，大年初一，她站在医院门口，她的丈夫带着女儿悦悦来给她送饭，两个保温饭盒，后来她才知道，是热热的白菜饺子配米粥，粥里埋了几颗大枣，她一贯贫血。悦悦小心翼翼地抱着饭盒，蹒跚走去放在路边，她走上前取，又退回原位，慢慢张开双手，隔空拥抱他们。医院入口对称悬挂的新年大红灯笼恰好在她身子左右各一个，她空空的两只手仿佛在努力抓住两团火球，画面竟有些滑稽。小女孩拽着爸爸的手，抽抽鼻子哭了。


摄影师拍到她慢慢转身回到医院的背影，镜头拉远，背景歌曲适时渐强：“让我们用心灵去欣赏，让我们用生命体会，让我们想一想，看一看，你有多美……”


我把这一幕复述给她听。她起初没什么表情，听到后来，却露出了轻微的尴尬和不耐烦。我试探性地接着复述当时网络上常见的、大众的祝福：只要我们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她长出了一口气，表情似笑非笑。


我讲完后，也不说话。


“这两年出去玩了吗？”她忽然说。


我点点头，去了附近的一些小城市，有的是为了采访，有的只是单纯出游。


“多好啊。”她说，“自从提了主治医师，我们一家三口就没出门旅游过。为了攒出大年初一到初四的假期，我一有休息日就帮别人代班。我被调到发热门诊之前，已经连续上了40多天班了。”


“然后，抗疫需要抽调人员？”


“对，”她干笑了一声，“本来，我没打算留下。三十那天上夜班时，我都想好了，我明天就走。不能出门就不出门，陪我女儿在家里看动画片也好。年前也就罢了，大过年的，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我沉默。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点愤愤不平，却又有惭愧。


《鼠疫》中，被人赞为英雄的里厄大夫说：“追求幸福并不可耻”。


“然后那天晚上有人送进来锦旗，有一群记者进来拍我们，拍我们医院大门和诊室，拍我们吃了一半的方便面、蛋黄派，一群编导在旁边来回指挥，说‘抓细节，抓细节’ ; 我们的护目镜里全是哈气，一边给病人问诊，一边旁边闪光灯晃着，大厅里春晚播着，那边记者对着镜头，说什么‘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求回报、舍己为人’。”


她重重地把杯子放在桌面上，直视着我：“我求回报啊。”


“但是，你最后没走。”我犹豫着说。


她反问：“我走得了吗？”


我点的普洱茶终于端上来了。袅袅的茶的苦香，从墨色麦饭石茶杯中升起、消失。


她深呼一口气，“没人规定我不能走。但是，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知道，你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鸟，你有翅膀，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翅膀，可是你已经背上了这副沉重的东西，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往上飞。”


在一个平行时空里，我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故事：她过年没有回家，但她的女儿，或是她的丈夫，不幸染病，住进她所在的医院，她却没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当他们闭上眼睛时，她仍奔波在其他患者的病床前。这个故事讲完，该进入感人肺腑的诗朗诵了，大屏幕特写镜头扫过泪水涟涟的观众席，定格在她隐忍的微笑上。一种声音告诉我，这才是值得报道，值得铭记的内容。


但是我只是个记者，一个不那么好的记者。


今天，自始至终她连声调都没提高过一点。讲完，她平静地望着我说：“就是这样。我能给你的信息，就是这么多了。”


我愣了一下，“我不是想要……”


她摆摆手，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那样微笑：“无所谓，也该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垂在脸边的几缕挑染成当今流行的黄棕色的发丝，却有一小截乌黑自底部固执地探出头来。在灯光下，不太看得清楚。


之后，我把匿名采访稿整理好发给主编，按下“发送”时，我仿佛卸下了什么重担一般。


过了一周，稿子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中心思想不当，建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