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无罩的笑容

COVID-19与我

生活技能导师

陈纬玲

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是大家与病毒作战的新常态。平时借读唇语与人们沟通的失聪人士比一般人多了适应新日常的挑战。现有的资讯管道未能满足失聪人士掌握第一手讯息的需要。天生失聪的陈纬玲有家人和同事支持。她更珍惜不受口罩遮挡的亲切笑容。

我在网上聊天室写：“哈喽！打字还是说话比较方便？”

陈纬玲在视讯屏幕的另一端微笑着挥手，用手语回复：“都可以！”

今年30岁的陈纬玲先天失聪，平时要戴上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她笑说：“一开始，父母以为我性格固执所以不听话。但即使妈妈在我两岁时发现我听不见，仍觉得我是个固执的女儿。”

听觉不灵敏并不能阻扰陈纬玲积极生活，活出自我。她喜欢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并立志要不断挑战自己。她曾到斯里兰卡做义工，也在舞台上表演过手语歌曲。她说：“天生失聪不代表永远被贴上‘什么都做不了’的标签。生命像大海，人就是在生活里的起起落落中成长。我虽然失聪但手脚健全，只要愿意努力，还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陈纬玲目前是一名生活技能导师。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她通过视讯帮助智力残障（intellectual disability）人士掌握新知识。但线上教学有别于实体课堂，比较难监督学员是否完成作业，必须回到指导中心才能检查作业的进度。“这段期间工作会议改在线上开，网络不稳定时，声音会变得不清晰。但如果对方放慢语速，我能通过唇读更好地分辨说话内容”。

戴上助听器后便能听见声音，但陈纬玲自小习惯通过观察说话人嘴唇细微的变化和表情来理解对话的内容。她说，口罩近期成为每个人出门的必需品，如今在外和别人交流时不能唇读，偶尔会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现在她出门打包食物前会先在手机上写下想吃的东西，到了摊位把手机递给摊贩看。因为不太会说华语，如果遇上只会华语的摊贩，她会选择指菜单或照片来点餐。她说：“有时候，摊贩不明白我想点什么，但为了不耽误摊贩的时间，我都以‘嗯’回应。有次想吃米粉，回家后却发现点了面薄（meepok）。”

陈纬玲认为多数摊贩对聋哑人士是有耐心的，除了朋友有次谈到自己用手语买咖啡却遭摊贩拒绝的经历。她的朋友当时不放弃买咖啡，摊贩才答应卖。若不是朋友坚持，可能就喝不到咖啡。“视听障碍者和一般人受到的待遇还是有落差的。”

问及是否遇过人们的言语霸凌？陈纬玲说：“不知道，因为我听不见。朋友有时告诉我有路人说了难听的话，我不会放在心上。毕竟是不会再见的人，何必在意别人说什么？”

但青春时期总有迷茫的时候。陈纬玲上中学时曾感到自卑、厌世。从嘉诺撒学校（Canossian School）升上圣安东尼女子中学（St. Anthony's Canossian Secondary School），班上人数从原本的10人增加至40人，身边同学多了，学习节奏也变得更快。在适应新环境的压力下，陈纬玲开始和听力正常的同学比较，觉得命运弄人，老天偏偏让她失聪。

她回忆：“我曾责怪妈妈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我那时只会英语，妈妈只会华语，语言的沟通障碍更使我们经常发生摩擦。吵得很僵时可以冷战几个星期。"

陈纬玲后来学华语，妈妈也开始学英语，母女俩渐渐彼此了解更深，共赴一段不停学习的旅程。

亲情是陈纬玲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哥哥去年在婚礼上说：“小时候曾祈求神明让我代替妹妹失去听力，长大后才发现原来老天是公平的。妹妹失去了听力却拥有一颗比别人宽阔的心。纬玲，哥哥会永远爱你，守护你。”

陈纬玲说：“哥哥是我的后盾，总是给我鼓励。现在想起哥哥当时说的那番话还是很感动。”陈纬玲的哥哥婚后搬出建立小家庭，星期天仍会回家和家人团聚。防疫期间限制家庭成员互访，每周的家庭日少了哥哥一家人的陪伴，她总觉得少了什么。另一方面，居家办公让她有更多和父母相处的时光，“以前生活忙碌，很少有机会像现在长时间陪父母”。

喜欢出国寻找美食和风景的陈纬玲原本计划到迪拜和日本旅行，但因为疫情无奈取消行程。她说：“刚开始感到失望，但疫情过去后还是有机会出国，现在就当为未来省钱！”自冠病暴发以来，陈纬玲通过阅读报章，或面簿页面“Equal Dreams”观看手语视频，掌握第一手的冠病相关资讯。她和不少的失聪人士同样认为，政府通过电视直播财政预算案，以及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记者会等节目传达防疫资讯固然好，但这些讯息对失聪人士却是遥不可及的。

她说：“相关部门可以考虑附上手语翻译或笔记（notetaking），提高节目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让失聪人士也能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来获得资讯。”

　阻断措施解除后，陈纬玲将回到工作岗位。戴口罩是新常态，但同事很贴心，已经讨论要戴透明的口罩上班，方便她工作时唇读。

陈纬玲说：“我最想念的是一个个不被口罩遮住的笑容。希望每个人能携手渡过眼前的难关，世界不再被疫情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