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 ——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

文☉李有成

上文（刊9月28日早报现在《名采》）李有成评说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是一部记忆之书，它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更多恐怕是新加坡的故事。

《父亲》与《母亲》二文所叙显然非仅家族经历而已，潘正镭父母的故事其实也是新加坡的故事——除了早年华人的离散记忆之外，其父母的遭遇更直接指涉英国与日本两大帝国殖民新加坡的历史。上文已在多处谈到华人的离散记忆，这里不再赘述。《父亲》一文里的潘父在日据时期曾遭日军折磨，虽为太平洋战争幸存者，却长年为肺疾所苦，其肺疾即为日军所赐，这个细节召唤的正是三年六个月新加坡的“昭南”时代记忆。日军自1942年2月15日春节占领新加坡，至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其凶残暴虐罄竹难书，尤其华人，惨遭屠杀者难计其数，据保守估计应不下两三万人。这是新加坡建国前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母亲》一文提到潘母在英国军人家里帮佣，竟然为英人家犬咬伤，以致健康日衰。这个插曲背后当然是英国对新加坡约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历史。

《国家》一文记述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独立建国，潘正镭不忘以父母职业服务的对象召唤英国的殖民记忆：

母亲在殖民军人家帮佣，童时到实里达机场营地玩耍，雇主家就在园内。洋夫妇俩曾带小女儿到我家甘榜来，金发蓝眼的“洋娃娃”，惊动左邻右舍，不在话下。父亲在红沙厘（实龙岗花园）咖啡座当厨师，客人以洋人居多。那时候洋人，鼻高一级，穿着整洁、有礼。戏院里开映前播放《天佑女王》。英国乃宗主国，当时年纪小，不明白殖民地是什么东西。

这些文字无疑是事后反省的结果，小时候的潘正镭当然无从了解殖民的意义。1980年代我初识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因而遍读法农（Frantz Fanon）的主要著作，诸如《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大地哀鸿》（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消亡中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等，法农之主要研究在被殖民者的自卑心理，因此有心理病理学（psycopathology）一说，其关心重点为长期殖民下被殖民者的心灵与情感创伤。这些创伤未必因殖民状态结束而告疗愈，所以后殖民未必等同去殖民（decolonization），这是由于被殖民者往往内化了殖民主的文化与价 值，甚至以此骄人或自觉高人一等。法农的著作中类似的事例不在少数。潘正镭上文提到惊动左邻右舍的“金发蓝眼”的“洋娃娃”，或者“鼻高一级，穿着整洁、有礼”的洋人，语含揶揄，略带后殖民的反思，不过也坐实了法农的殖民心理学。在新加坡仓皇建国之日召唤殖民的历史记忆显然另有深意。

《国家》一文讲述的自然是新加坡的故事：从维多利亚音乐厅前的莱佛士塑像谈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回述新加坡命名的神话，之后是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当时的纷争。那一年潘正镭八岁，入小学不久，学校除了增添国语（马来文）科目，还要教唱马来西亚国歌。“曲调缓慢，堂上老师着实敷衍，怎唱也唱不上口”。马来西亚成立之初，内外不乏反对势力，风云激荡，对少年潘正镭而言，却只“残留几分淡远记忆”。这样纷纷扰扰两年过去，突然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了。10岁大的潘正镭只留下简单模糊的记忆：“在小甘榜把天线伸高树巅，以接收琼剧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的角落，收音机里流出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沉重信息。有人说年轻的李光耀总理哭了。”而对新加坡国家命运的省思当然是后来的事，这是自叙传写作常见的现象。

潘正镭以下的反思应该可以获得多数新加坡人的认同。他说：“弹丸小岛，各色人种源自四方，为逃难，为避灾，为追求实在生活，颠沛流离而凑合，在被殖民与反殖民中觉悟争取，150万人命运的共同体，当代政治学现代国家之定义，当头套不上，这里自有奋斗生存的定律。不可能必须使之可能，社会开始大追寻。”我早年研究自传，透过法国结构语言学家班凡尼斯德（Emile Benveniste）的理论发现，自传文类其实主要是由叙事（histoire）与论述（discours）这两种语言分类构成，两者既有区分，却也相辅相成。简单言之，叙事指涉传主过去的往事，论述则是对往事的感怀或反省。潘正镭在回顾少时新加坡独立的经过之余，对建国之后新加坡未来命运的省思无疑是书写当下的论述。

在上述引文中潘正镭特意提到，“有人说年轻的李光耀总理哭了”。我那时在槟城念高中，在这之前不到10年之间，经历了马来亚脱离大英帝国独立、马来西亚成立，以及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仓皇建国，这些经历影响我成年后对国家本质的看法，也让我比较容易理解李永平与张贵兴等出生砂拉越的好友对马来西亚这个概念的想法。我那时已经略知世事，确实在电视上看到李光耀拭泪的镜头。

我记得1963年大选时，他飞到槟城助选，有一个晚上我还特地跑到关仔角的操场听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他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启发了很多人，当然也因此无法见容于主张马来人至上的民族主义者。新加坡往后的命运可能在马来西亚成立当初就早已注定了。《国家》一文所附就是李光耀在电视上以手帕掩脸擦泪的情形。这个历史镜头应该深植人心，其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诗《@1965》中间一节四字一行，形式工整，相当具象地刻意展现新加坡多元一体、众志成城的国家意志与愿景：四方河流∕一个方向∕四方肤色 ∕一样血红∕四方言语∕一个音调。有趣的是，除了《国家》一文约略谈到马来西亚之外，诗《@1963》的主题却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毫无关系，与此诗搭配的散文题为《校友会》，也完全不提马来西亚。潘正镭从他所属的光洋校友会谈到华校的命运——如何遭到英国殖民政府白眼，又如何在1960年被人民行动党政府镇压。35年后，他以这样的四行诗句开始《@1998》一诗：是你，根，把语言∕灌注了血性∕将养液∕输入枝叶经脉。

在名为双语教育，实则以英语作为主导教学语文的政策下，华校早已名存实亡，正因为这样，潘正镭才会将华语喻为华人之根，树木能否长成枝叶葳蕤，根是关键。因此在《华彩之母》一文中他说，“你长成草，长 成树，你感觉你变成绿色，开成姹紫嫣红，灼灼其华，根是华彩之母。”回到《校友会》一文，应该一提的是潘正镭少年时代留下的有关南洋大学的印象：“对南洋大学四个字的最早认识，是幼时探头看大人传阅发生在云南园学生与政府领袖对垒的黑白照，南大自此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逐步被政策盯梢，此成为日后我辨析南大命运历史因果的一个起点。”这里其实只是伏笔，《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书中1970年代的若干诗文还会重拾南大的议题。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执政的联盟（The Alliance）应该已经意识到李光耀可能带来的威胁，尤其是联盟主导成员党的巫统（UMNO），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识，明显是对马来人宰制地位的挑战。当时新加坡150万的人口中，马来人只占少数，虽然巫统仍然执掌中央政权，在新加坡却惨遭败选，若干极端政客与该党所属的《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于是不时煽风点火，利用种族议题见缝插针，制造社会矛盾，刻意分化新加坡的族群关系。1964年7月21日，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马来人群众在游行中与维持秩序的华裔警察发生冲突，新加坡终于爆发种族动乱。即使政府宣布全岛戒严，这次暴动也断续拖延了一个多月，至9月初才告结束，却也为隔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埋下导火线。这一次种族冲突也预见了日后数十年两国不同的发展方向——新加坡大致摆脱了种族问题的干扰，大步迈向现代化，马来西亚却始终深陷于种族政治的泥淖，再加上后来的宗教问题，至今无法自拔。

（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