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 ——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

文☉李有成

上文（刊10月4日早报周刊）李有成评说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以《国家》一文讲述国家的故事，无可避免地必须涉及种族议题。

潘正镭在《@1964》一诗中以直排的一行诗记述这次种族动乱： “哈山家和我家家家心急如焚自己的爸爸工作都还没有回家”。种族容或不同，平凡百姓心中的焦虑不安却不分轩轾。再现这些焦虑不安的是一张警察拔腿冲前，力阻民众打人的照片，这个画面当然反映了当时情势之紧张。记述这次种族暴动事件的散文也题为《1964》。这一年潘正镭九岁，还在小学念书，大概无法理解大人复杂的世界：

隔着篱笆哈山住家是间工人宿舍，他老爸是洋房人家的司机。园里红毛丹成熟时，会采摘丢过篱笆来，互相喜乐。他家办喜事，隔着篱笆把放着一个鸡蛋的小篮子送给我们这些华人小孩。由我家到学校，抄捷径必须经过罗弄阿苏的一个马来甘榜，我喜欢看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比华人家整洁。曾几何时开始，大人一直提醒上下学要走大马路。但学校里有两位异族同胞，我们在马来甘榜里有朋友呀。不断被提醒的教育，猜疑笼罩互信。

这段话清楚表示，原本互信互爱的种族，一夕之间竟然互信不在，仇恨滋生。原来安详平和的世界也开始质变。早年担任南洋大学秘书长的古典诗人潘受——曾经在英国殖民时期被林有福政府吊销其自治邦公民 权——写过一首五言律诗，题为《七月二十一日新加坡通夜戒严连三日未能解除杜门枯坐感成此诗记之》，写的就是当时的紧张情势：严警如临敌 ∕危言忽满城∕家居聊戢影∕巷杀不闻声∕久矣华巫契∕浑然水乳情∕是谁投鸩毒∕原火一星生。

成年后的潘正镭在《1964》一文中，除了简述事件起因与始末之外，不免要总结这段少年记忆留给他的教训：“煽动、分割、撕裂、恐惧的伤疤，只要被恶魔一揭，不管谁是谁，喷洒的永远是彼此亲人身上一样红的鲜血。”政客嗜血，权位所趋，哪里在乎人民的鲜血？

潘正镭在《校友会》一文曾经约略提到少时对南洋大学的印象，其时他可能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南大的一员，而且自己还亲历南大的末日。1976年，他初进南大，就已经觉察到学校正身陷政治风暴之中，甚至已在风雨飘摇中作最后的挣扎。潘正镭在《昨天一样的雨》一文里这样回忆：“不时听学长忆以述之的南园旧事，一些断断续续的事件衔接，南大命运之伏笔，时不我予兮早已埋之。深谋的政策，特意的人事安排，与不利南大毕业生的扭曲报道，华社与大学理事会空有其名的无力感，预知了被动的方寸。”在这样的氛围中，诗《@1977》才会出现“冷风吹刮云南园∕冷对偏见撕裂历史”这样的控诉。1977年，潘正镭所属的南大诗社主办“全国新诗创作比赛”，为了筹办一个别开生面的颁奖典礼，次年还特意在校外推出“诗展78”，用潘正镭在《只有森林知晓》一文中的话说，诗展“是一块女娲预留的石子，投在南大湖中激荡起的涟漪，在风雨欲来前夕，云南园学子用诗和艺术向社会展颜，发出回馈的微笑”。简单言之，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潘正镭与其诗社同学仍不忘以诗向社会展现南大的价值与存在意义。

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大的命运。尽管学校前途难卜，潘正镭与 其同学并未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社会弱势者的关怀。诗 《@1978》同样以直排的一行诗状写失能者的哀伤与无助：“睁着眼睛的社会看不到盲者眼角的孤泪”。《眼角孤泪》一文则回顾在风暴来袭前夕，一群南大学生投身社会服务的经过。潘正镭被派到当时的新加坡盲人协会，主要工作在整理名单，希望找回失联的视障人士。他在社会服务中亲身感受到生活不便的身障者如何渴望社会的关爱。只是要来的终归要来，1979年，南大的命运终于抵定。在《站在桃花边疆》一文以一句话这样交代南大最后的命运：“上世纪五十年代轰轰烈烈民办的南洋大学铁定拉闸，将以连同新加坡大学合并之名被鲸吞，复喷洒成新加坡国立大学。”潘正镭显然觉得这样还不足以概括说明南大的命运，因此在文中另以括弧加注的方式简述南大遗事：“南洋大学1955年创办，1980年关闭。1981年原址设立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易名南洋理工大学。”——不知潘正镭可曾发现，南洋大学与他同年诞生，却在他大学毕业次年寿终正寝？如果南洋大学还在，今年已经65岁。一所来不及茁壮成长的大学就这样横遭噩运，功败垂成，应该是很多南大人心中永远之痛。40年后，到了退休之年，末代南大毕业生的潘正镭回顾这段创伤历史仍然无法释怀：

南大关闭前夕，停止招生，人气虚弱，原有宿舍让顿然变成过渡时 期“联合校园”的学生入住，倒为云南园注入另一批新鲜人的活气，但青春雷同，神情迥异，无疑挟带着南洋大学在教育版图上逐渐消蚀，一幅残秋萧瑟叶落尽的寥落。怎任凭一人的偏执陷众志成城之城于狂澜既倒？

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十一章《一种共同语》中，李光耀极力为他当年逼迫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决定辩护。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由于南大以华文作为教学语言，学生英文程度不佳，致使谋职困难。他回忆说，“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与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不过他也坦承，其主要内阁同僚包括杜进才、吴庆瑞、林金山、王邦文、巴克（Edmund William Barker）等，对他的决策不是持反对态度，就是有所保留。经过了40年，是非功过已难论断，只是对照李光耀自己的说法，潘正镭所说的“一人的偏执”看来并非无的放矢。将新马华人辛苦建立的南大废校，真的仅出于李光耀自己的功利主义吗？相信单纯出于这个动机的人应该不多。潘正镭感叹道，当废校之议“一锤定音，相比于当年前辈兴学的火炽，社会的冷噤反常的大反差。”40年前的政治氛围与后李光耀时代的今天当然无法同日而语，1963年9月大选过后，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立即被褫夺公民权，至1972年逝世时仍然无法恢复其公民身份，殷鉴不远，寒蝉效应弥漫，社会有这样的反应不难理解。

于是名为合并，实同废校，成立仅25年的南洋大学从此走进历史，留下学校大门入口处那座著名牌坊。《南大牌坊》一文所记正是此事。对于这座牌坊，潘正镭特意留下这样的一个注记：“牌坊之所以幸存，竟有‘没有承包商愿意成为历史罪人’，拒绝承接拆迁之说。”这个注记无非想要说明，逼迫南大关闭是如何不得人心。李光耀晚年在回忆录中汲汲于为当年自己的决定辩解，容或已多少体会到个中的历史功过。正如在《南大牌坊》文中潘正镭自引其诗所说的：“牌楼，孤守子孙的忏悔：∕会的，时间老人会回来的∕史册上打扫叶落点数光华。”

这座牌坊原来上有于右任所书之“南洋大学”四个大字，从右至左，校名上方另有阿拉伯数字“1955”，以志南大建校之年。《南大牌坊》附图就是牌坊原貌，不过现存的牌坊校名和年代已经不见，不知何时与何故无翼而飞，潘正镭向南大职员旧识打听也不得要领，他因此感叹，“昔人已乘黄鹤去，所踪均已成谜”。沧海桑田，令人不胜唏嘘！潘正镭在《南大牌坊》文末称之为“一个无字碑，一个历史的站岗人”。诗《@1980》特以此无字牌坊为题材，最后两节这么写着：

南大牌坊∕无字碑∕孤望∕一朵云∕一朵大灵魂的∕朵云

经过了岁月的推移，原先的牌坊竟已转化为一座无名纪念碑，一件 历史的残骸，甚至是华人的文化图腾。

（五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