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家国 ——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

文☉李有成

上文（刊10月18日早报周刊）李有成评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说作者报人生涯近40年，援引新闻事件入诗文。

诗《@1989》与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是1989年的国际大事，其时潘正镭已经入行10年，而且是《联合早报》副刊主任，对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应该知之甚详。不过他并未直接报道或评论这个事件，而是以筹办是年《联合早报》国际文艺营的经过，间接凸显北京当时的紧张情势。用他在《六四那年》一文中的话说，“1989年6月。电视荧光幕史无前例直播北京天安门广场示威，变数难测。《联合早报》这边厢，我们却正为来临的第四届文艺营‘暗自惊心’，就等失联中的上海王安忆与 北京刘再复教授。”

诗《@1989》仅得两行，一直一横，形如英文字母大写L字：“我用国际华文文艺营名单当纱布包扎悲痛苦候∕两位手握新航机票的中国作家”。这一直一横的诗句当然暗示后来发生的悲剧，天安门广场事件如今也已成为历史，那一届文艺营就在王安忆与刘再复缺席之下照常举行。潘正镭说：“那一年，文艺营如一曲大提琴低奏，弥漫忧心沉郁。”两年之后，王安忆再度受邀，而且如期赴约。刘再复在六四之后则流亡欧美学界。而且据潘正镭透露，1993年，他们再度向远在斯德哥尔摩的刘再复发函邀请，“然而，文学仍是无法远在政治之前。事前日本仙台为纪念鲁迅诞生110周年，有意邀请刘而被施压导致学术会流产。这回新加坡之请也遇逆流，刘先生避免主办方为难，主动回拒不来。”这些话无一直接触及六四，可是即使事隔多年，六四明显地依然余波荡漾，冲击尚在。

潘正镭记录的国际大事还包括1998年的金融风暴，其造成的后果不限于一时一地，亚太地区某些国家更是首当其冲，他将之归于“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覆雨翻云的结果。他在《快熟面金融风暴》一文中指出，“邻邦泰国和印尼，首当其冲，情况惨烈，国家经济崩盘，社会动乱，盘踞山头的政治枭雄也落马。大批的下层人民不知所以然地遭殃。”这次金融风暴，很多人应该记忆犹新，许多金融产品也为之泡沫化，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弊端暴露无遗。

诗《@1997》不写香港回归中国，而写对亚洲带来巨大灾难的金融风暴：暴掠的∕数字猛吐狂洋一片∕数字浑水∕数着巨鳄肠胃∕数着金融盆口∕数化不了吊丝上的尸体。诗《@1997》明显地将金融巨灾喻为海啸，但见巨鳄在海啸中张着血盆大口，准备吞噬落水的灾民。

有趣的是，在《快熟面金融风暴》一文里，潘正镭以近乎偷换概念的方式，将亚洲金融风暴联结上快熟面——中国大陆称方便面，香港谓公仔面，台湾则叫泡面或速食面。这种联结仰赖的是修辞上的奇喻（conceit），将毫无关系的事物相互比喻，使之产生新的联想。潘正镭提到大阪的速食面博物馆，为日本日清食品公司所设，另有一家位于横滨。

日清创办人安藤百福为归化日本的台湾人，原名吴百福。二战之后战败的日本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传说安藤百福因见东京街头人们在寒冬里大排长龙等候热面，因而产生制作速食面的念头。速食面可说是战争的产物，安藤百福即认为他的产品是“被饥饿催生的灵感”。潘正镭笔锋一转，将安藤百福经历的战争与亚洲当前正在发生的金融“战争”相提并论：“安藤万万想不到，在他去世的二十多年后，东南亚发生了一场资本主义发展极致，完全人为制度保护下‘无血而几乎血流成河’的‘战争’，那是世界上聪明的人搞的制度供更聪明的脑袋合法钻洞利用，虽不闻枪炮硝烟，但比空气中的病毒刺杀更厉。”而在这场寂静却惨烈无比的金融战争里，安藤百福意外地再次扮演战后他所担当的角色。潘正镭在印尼的排华暴行中找到这样的关联。让我直接引述他的话：“在金融风暴引发排华掠劫的印尼，一名余生者说，快熟面是最棒的干粮，他们在地窖里躲避趁乱洗劫的种族主义者的恶狼，就靠这平时积存的快熟面，不煮亦可果腹。”这些印尼华人吃的未必是日清食品的速食面，只是追本穷源，安藤百福的历史身影毕竟是无法略过的。潘正镭称金融风暴为“一头被贪婪催生的恶狼”，而将速食面这种庶民食物放大为“抵挡”（原文用语）这头恶狼的救命利器。

再举另一件国际大事。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简称沙斯，SARS）肆虐，新加坡也笼罩在病毒的魅影中，伤亡不轻。潘正镭以散文《回回歌》记述这场灾难，只不过在这场跨国灾难中，他的姐夫却因其他病痛，在奋战三年之后，终因不敌病魔而撒手尘寰。《回回歌》其实是 一篇悼文，题目实出于《@2003》一诗：陪你喝一杯∕是一杯∕陪你吃一餐∕是一餐∕∕陪你走一段∕陪你∕静默一回∕∕一回是一回。

少了秀丽糜华的文字，极简的日常记忆反而衬托出两人朴素真挚的情 谊。潘正镭带着哈姆雷特式的感叹指出，“没有生命能穿越深渊回来”， 他最大的不舍是他对姐夫说的，“你终于来不及老”。《回回歌》在悼念其姐夫的同时，还旁及当时新加坡人在病毒肆虐下所面对的死亡恐慌。“人人活在大恐惧中，生命的敌人隐身虚空，英勇的医护人员边战边调 整，毫不畏惧地坚守岗位，救护病人。……生命无常，肉躯何其脆弱，在三个月的战役中，33人不治，其中5名医护人员牺牲。”这种源于个人而扩及集体的书写策略，在《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一书中并不少见。《回回歌》所悼念的非仅为潘正镭的家人而已，其实这更是一首为病毒阴影下的新加坡所写的挽歌。

校订这些文字时，整个世界仍笼罩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本地现称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威胁中，灾情极为惨重，全球确诊者已达1600万人，并有60余万人死亡，远远超过2003年SARS所造成的灾难。新加坡也无法幸免，原先对疫情的控制可圈可点，后来发生移工集体感染，导致5万多人确诊，死亡26人。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若非在2017年戛然而止，从他处理2003年的SARS事件几乎可以确定，2020年的诗文必然会环绕新冠病毒发展。类似的公共议题在这本书中所占比例甚多，即使若干看似纯属个人的经历，包括一些家族纪事，背后其实往往包含更大的集体记忆。《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因此是一部记忆的书，它不仅是潘正镭个人的自叙传，这个自叙传既有离散华人的故事，更多的恐怕是新加坡的故事。潘正镭以其独特的方式，选择他生命中的某些记忆，并且透过这些记忆叙写他的家国情怀。

1932年班雅明（Walter Benjamin）40岁，他开始撰写他的《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这篇貌似自叙传的长文其实与传统意义的自叙传不尽相同，与其说班雅明所叙为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经验，他更大的关注毋宁是一般性的柏林童年。阅读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我的重要参照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巴特论巴特》外，就是班雅明的《柏林纪事》。

潘正镭以一年一诗一文一图所绘制的孤立影像，摆置在一起竟意想不到产生可观的蒙太奇效应，并为我们拼凑出一部跨越时空的家国叙事。班雅明在《柏林纪事》中也谈到记忆的问题。他说：“记忆是过去经验的媒介，就像土壤是掩埋毁弃的城市的媒介一样。有人若想要触及自己被深埋的过去，那么他就必须扮演挖掘者的角色。挖掘与否决定了一个真实回忆的语调和姿态。他必须毫不畏惧地一遍又一遍回到同一事件上，像揉碎土块般将之揉碎，像掀翻土壤般将之掀翻。”他把埋藏在土块或土壤中的珍宝称为“意象”。潘正镭就像班雅明笔下的挖掘者，他检视挖掘出来的意象，不论欣喜或是哀伤，不管大事或是小事，这些意象引领他回到过去，60年来家国多少意象，《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正好为这些意象留下动人的真实记录。

（作者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

（五之五，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