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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丧志？不，对王世襄来说，准确说法是玩物研物，
靠研究、著述，“玩”成了“家”。
牛车水唐城坊三楼的图书馆，中国文物藏书颇丰，经常借阅。最近借了中国知名文物学者、鉴赏家王世襄（1914-2009）编纂的最后一册书《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夜里一边喝日本“雁木”纯米酒，一边翻阅，诚乃人生快事。
《自珍集》汇集王世襄个人收藏近300件，分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玩具十类，各件详细标明年代、来历、材质、制作工艺和传承意义，行文简洁，信息翔实。
如此收藏，王世襄竟以“敝帚自珍”称之！他不敢接受他人冠以“收藏家”的称呼，觉得相比于中国近现代收藏家如朱翼庵（碑帖）、朱桂辛（丝绣）、张伯驹（书画），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而其家庭背景、经济条件不足。王世襄曾说，因经济所限，对书画、瓷器、玉器、青铜器都不敢问津。此集所录长物，除了家人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是骑辆破车，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他人眼中的敝帚，作者珍之，故有“敝帚自珍”之语。
其实王世襄家里三代朝廷任官，母亲金章是画家，年轻时就读于燕京大学。这位“王家二少爷”却对社会底层文娱如捉獾、养鸽、驯鹰、养狗、玩葫芦等兴趣盎然，被誉为“京城第一大玩家”。他有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玩物丧志？不，对王世襄来说，准确说法是玩物研物，靠研究、著述，“玩”成了“家”。文物若没了文化，和其他物品就没区别。他收藏，主要为了研究，而非现下热门的“投资”动力。其代表作包括《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等等。
王世襄兴趣广泛，博且精，除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有研究著述外，还花费毕生精力投入冷门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专用工具等，使井市“雕虫小技”登上“大雅之堂”，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他头次托人借钱是为了要玩一只白鹰，当时这鹰中绝品叫价100块钱，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早年身穿马褂，右臂上架一只猎鹰或怀里揣着蝈蝈上学堂。
生性乐观的大玩家予人一副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对身外之物抱持“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中获得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同样收藏明代家具，陈梦家的家具谁也不许碰，比博物馆还博物馆，王世襄则随便堆放，来人随便坐，家具太多没地方搁，夫妻俩只能睡在明代柜子里。为给妻子袁荃猷从师管平湖对弹学琴，将明代黄花梨平头案“开洞”，修为琴几，对器物重视其日常实用功能。
王世襄文革时期不幸蒙冤，从协助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收回战乱时被劫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到美国归来被贬为右派，故宫除名，五七扣帽，竟被视同敝帚敝屣长达30年。为保家藏文物，他主动请求红卫兵抄家，目睹身外物在浩劫中辇载而去，“泰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但他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连历代皇帝都留不住的文物只是暂时“使用”，而非“占有”。于是他与妻子坚守自珍，严于律己，规矩堂正做人，一心学问。
晚年，王世襄将花费40年收藏的79件明式家具，由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出资购后捐赠上海博物馆，其余藏品拍卖捐送散尽，仅仅留下一只提筐，那是他与妻子天天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他作诗悼念与妻相濡以沫的时光——“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辞世后请人把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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