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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符策东在他东海岸的老房子受访时说：“年轻一辈一直生活在和平时代，对二战历史不会像我们这一辈经历过的人这么热衷。”
他把收藏多年的九台二战时期的通讯器材捐给档案馆。其中，联军的军事通讯器是他在旧货市场淘到的宝物；日军的军事通讯器则是童军队长搬家时转赠予他的。
这位退休的工艺老师说，他到旧福特车厂资鉴馆参观展出的二战文物时，看到一台通讯器材。当时他便想询问是否能把自己的收藏捐出来。后来看到报章上刊登征收文物的信息，于是在孩子的协助下，把器材运送到档案馆，一了心愿。
他本身热衷于通讯技术，懂得使用这些器材，多年来坚持练习直到器材不能操作为止。
日本占领新加坡时，符策东才十四五岁，他记得自己学过一年多的日语，当时称为“国语”，随后到工艺学校学习剪裁木材和金属。在工艺学校呆了一年半，他就辍学和家人迁到印度尼西亚峇淡岛（Batam）。在岛上生活不到半年，日军投降，他和家人再回到新加坡。
老先生谈起日治时期并没有提起生活的艰辛，倒是表示对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事物深感兴趣。
符策东说，明年旧福特车厂资鉴馆重开，他和老朋友会有兴趣再次到访，透过展示的文物重温那个年代的点滴。
他说，如果了解二战背后的军事科技，日治时代的生活样貌，能够引起后人的反思，深入地去思考战争的后果，这便是文明的进步。
■傅庆祝（52岁）捐赠：米商登记手臂布条
捐出为了保存
傅庆祝捐出的日治时期米商登记手臂布条，是他已逝的父亲傅文连的遗物。
傅文连在当年是从事进出口生意。至于登记布条除了身份记录，还有哪些用途，傅庆祝说从未听父亲谈起二战的事。
傅庆祝说：“我父亲在孩子面前总是很严肃。这是他走后，我收拾遗物在抽屉里发现的。它算是‘家传之宝’。但是下一代不会用到它，很有可能会被丢掉。捐给档案馆，是希望可以保存它，也让其他人对这段历史有多一点了解。”
■张旂闻（48岁）借出：二战商贸活动文件
民间与国家收藏可互补
本地收藏家张旂闻回应档案馆征收二战文物的活动，借出12样文物供展览。当中包括“国货”证明书、马来亚劳工拒买日本货的告示等。
张旂闻说，民间收藏和国家博物馆收藏能够互补，更加完整地呈现历史面貌。
他说：“看历史，读历史的真实感远不如一件文物带来的真正体验。比如日剧时代有粮食簿，由粮食所记录每户家庭得到的配额。其中一页记录为‘死’。它具体反映当时的管制如何地严密。”
只要我们认真看待这些战争年代的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许多文物背后都隐含了那个年代的恐惧和悲伤，让人深感和平的可贵。
在张旂闻的收藏中，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他指出，多数人不想记得战争的痛苦回忆，特别是老人家，都不会留下这些记录，因此，日治时代的文物非常珍贵。也有的是战争爆发时，人们为了自保而销毁所有对抗日军的证据。
张旂闻虽然未经历过日治时代，但从小听父亲讲述二战，家庭成员所遭遇的故事，培养了他对那个年代的好奇心和兴趣，启发了他成为历史文物收藏家。
他说：“ 保存文物不容易，私人保存七八十年，要保存到100年以上，还是需要借助国家的资源，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对下一代也有所交代。”》文转p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