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灵
我想在艺术里走进一个我不认识又很想认识的未知世界，否则我宁愿退守原本熟知的世俗生活。
我急中生智，提议去“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走走，两个女孩没迟疑，立即答应，还称我的建议好。“现代艺术”乍听起来要人命，但把“现代”和“艺术”拆开来看，沾上哪一样都人畜无伤，甚至有镶金戴玉的用途——我是指对没有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常人来说。
提出去泰特现代艺术馆，是权宜之计，不然，很担心飘着细雨的闲逸午后，我们三人可能困坐随便找的一处完全没有设计感或好喝饮料的咖啡馆，自己或谁人的闲话，一直聊到吃晚餐，浪费了伦敦，抛却了性灵。
两个新加坡华人女孩从事时尚行业，青春漂亮、活泼开朗，可遇不可求的旅伴，大概时下女子个性演进得比男子更磊落飒爽、平衍旷荡，说什么都不掩着盖着，有些段落只教我这男子听了，面红耳赤之余还要故作见多识广的坦然状。午餐时聊“生平最糟的约会对象”，是高雅的报纸或奢华的杂志永不会做的专题，市井庶民偏偏爱说爱听。过午了，同一个话题尚在继续。
一人说遇过个男友心气儿一不顺，动辄哭哭啼啼，开始她觉着男人哭成泪人颇新鲜，乐得以母性海涵这种小家子气，后来却哭得她心烦意乱，对比男友，自己个性变得倒愈像男儿郎；另一人则说一任男友猜是猛兽幻化，姑且未修炼好，白天披着人皮做文明人的业务，夜里社交场合酒过三巡，兽性兜不住就发作，殴斗伤人被拘，召她三番两次赶去做保人将其解救……
此际红男绿女的爱憎情事，即使背景是欧洲最大的都会城市，听起来也是古色古香的闺阁传奇，于她俩飞扬的眉角间和香甜的述说里，我坠入鸳鸯蝴蝶派文学，伦敦亦无能为力拉拔我一把。
“你倒也说说吧。”女孩们谈了一阵，趁饮水止渴，把话头丢到我身上，我矜饰碎了一地，收拾不及。
“但我没什么可说的啊。”我赔着笑，为以示尊重，我点评她们那俩男友，一仿宝二爷，一如武二郎，给予机会，加以导正，均可再造为好男人。受西化教育的她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尽管我是用英语说的。茫然扫视我一阵，兀自说启了下半场。
我想了想，遭遇有限，信望简单，确是没什么可说的、想说的。感情里，又不限于感情，成双入对是冤孽相抵，对你好是你对人家同样好，对你不周全许是你对人家也有差池，都是半斤进来，八两付还的道理。后来我便没什么心情旁听她们了，听来的言语，真不如读来的文章有意思，落笔多少经哲学、美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思辨，比逞一时口舌之快，敛抑、静退、公允了几分，人到底不能寄住于道听途说，得游走在观照镜鉴中。
当她们二人再次邀我加入话题时，我提出去泰特现代艺术馆。预料她们说：“失陪，您自己去便好。”结果兴高采烈伴我前来。
非第一次来伦敦，却第一次来泰特，周末人竟然不多，馆内处处铺排、堆放、悬挂、播映着“艺术”，艺术品比人多。
疾步把两个女孩甩掉的我，在空荡荡的艺术馆里巡弋，可怖的是那些艺术品几乎都不与我“对话”。我像孤魂野鬼般，忽念想起从不让场面凄清的她们俩。
坦白说，近年我对现代视觉艺术已无甚好感，尤其西方现代艺术，更有一些人专门为西方供奉出作品，我看时已呆若木鸡。艾未未那棵灰扑扑、粗剌剌的《树》雕长在中庭，既无法昭示生命力，也搔不着泪腺；Boris Mikhailov名为《红色》（Red）的苏维埃政权下民生摄影系列，意识形态上的组装设计，远大于一种自发自由自溢的解放精神；Cildo Meireles的巨型装置《巴别塔2001》（Babel 2001）据说灵感源于阿根廷文豪Jorge Luis Borges的哲思小说，直观上是几百个破旧收音机围成的一根不断发出各类聒噪的丑陋大柱子……
我很快累了，也孤单了，站在Georgia O'Keeffe的油画底下：那到底是朵鸢尾花，还是阴蒂。
“颜色搭配是很有趣的。”“对，可以用在时装和彩妆上。”
身后传来她俩的声音，她们也正看这幅画，我心头涌上一阵千山万水久别重逢的惊喜：“你们终于来了。”
我问：“阴蒂开花，对女性是一种冒犯吗？”
一个说：“艺术冒犯也好，赞颂也罢，恐怕得更高明点，而不是把女性生殖器官伪装成花这么简单。我承认冒犯是一种艺术，可很多搞艺术的并不会这一招。”另一个说：“你作为男性，难道会被Rudolf Schwarzkogler的摄影冒犯？他总在照片里用剃须刀片切断一条又一条阴茎，无非是阉割焦虑症作祟，与你我何干。”
她俩从没说欣赏艺术，也没说不欣赏艺术。
是啊，现代艺术怎么回事？不是模仿、拟态，就是试图把一种情绪强硬具象化，能不能更有启发性一些？我想在艺术里走进一个我不认识又很想认识的未知世界，否则我宁愿退守原本熟知的世俗生活。倘若概念穷尽，那技术上和工笔上也该细腻些，让艺术至少是美于形式、善对视觉的。
我们三人在Piet Mondrian极小的一幅幅几何形体画前，不约而同举起相机，Yves Saint Laurent也会这么做吧？因为那些线条、色块美得太动人太直接。
她俩边看边聊着男人之类的琐屑，我踱步二位小姐身后，在泰特现代艺术馆走过了一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