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梅
九十年代初，同事姚新光仍然驻守南疆时，有日打电话来，以他比平板电脑还要平板的声调告诉我：“由于你写了那封投诉信，关卡的税务官，一律在入口自新加坡原料的原本发票加上10巴仙额外价钱，另外还抽5巴仙入口税，今天起生效。”
我听到一头雾水，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说加就加，也没回信，难道不用依据法令行事吗？”
公事公办的姚新光依然很平板地说出原委，与他在台上声情并茂演戏说相声毫无相似之处：“听说关税局局长不爽你在信中用了‘suka hati’这两个字，所以规定划一税率和加价幅度。”
原来如此。但是关税部们的官员确是如此这般加价和抽税，并没注明是根据什么条例，作为纳税人总得知道自己缴的税合不合理，写封信去有关部门寻求解释该不会越规吧？进口同样的货物却日日抽不同的税，这不是为官者做事随心所欲（suka hati）是什么？
即使我觉得理直气壮，但这两个字显然踢到铁板，从此让关税局以自己制定的税率和加价幅度来征收入口税，我方就连击鼓鸣冤的机会也没有。我当时在想，是不是自己有话直说，才得罪了小肚鸡肠的高官；或是因为某种歧视，才落得有冤无路诉的下场？
小肚鸡肠不能接受批评的可能性较大，种族歧视却未必。前些年，有个名阿都华合的公司董事，因不满某官营种植集团招标结果有欠公平，写信去投诉，从此就被该集团列入永不接受投标的黑名单。彼此都是同文同种，就是不满你的措辞用字，即使向来信誉优良也不管用，总之从今以后拒绝再玩（拒绝没有理由，也和张国荣毫无关系）。
为官者何止只有两个口，连自尊心也堪比天高，经历这两个活生生的打入地狱例子，从此写信给官家都得毕恭毕敬好话说尽，即使道理是在己方。
任谁都喜欢听好话，我也曾有过不少写信向官家上诉和求情的经验，把己方放得很低很低，确是有效。
有一次，大约在1983年代表公司写了封长信致所得税局，要求某些机械和费用获得额外扣税。不久后收到助理税务总监的回信，要我现身大使路的内陆税收局问话。那天见我的是名约40多岁官员，他举起一封信，问道：“这信是你写的吗？”
我一看是公司信笺，还有我的签名，便战战兢兢回答：“是，是我写的。”当时还以为不知出了什么差错。
岂料他笑眯眯地说：“你的马来文很好啊，在哪里学的？”
我放心地笑：“不就是学校。”
说来话长，我的马来文恩师何止从小三到专业试的众多老师，还有《蕉风月刊》的翻译也是，不时需写的官府公函当然更是勤翻字典的动力。
（传自吉隆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