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联合晚报总编辑／联合早报高级副总裁（新兴业务）
《遗忘成水》是一个文艺少年日夜兼程进入中年的记录。非心藏于李慧玲之中，致使李慧玲的触角与行笔，仍有非心体味世事的痕迹。
父亲没有念过几年书，但是我从未听过他说华文报难读。小时候，我们每天早晨醒来，客厅里桌子上都会有两份报纸：《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到后来转变成一份《联合早报》。晚上父亲放工又会买回《联合晚报》，有时还有《新明日报》。我估计像他这样买报纸的形态，在那一代不懂得英文的华人社群中并不稀奇。但是现在回想，才发现我的阅报习惯原来是与父亲“一脉相承”的。而除了“继承”，我还“有所发挥”，进入到投稿，乃至投身报社，在《联合早报》度过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把坚守文化重镇当作自己不渝的使命。
未上小学时，我翻报纸的动力，是为了看电视节目表和娱乐新闻。上了小学，我是一个羽球迷，球打得不怎样，但是体育新闻看得很细，还做许多剪报。当时的羽球名将，从丹麦的弗罗斯特，印尼的林水镜、苏基亚多，到中国的栾劲、韩健、杨阳、李玲蔚，全英羽球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等等，每一场球赛的新闻我都喜欢看。后来学校周会上，陈经源校长经常讲述报上的新闻，学童的视线也被引到报纸上。其中一次，陈校长在周会上拿着报纸，指着封面说中国与越南开战了。什么原因开战？越南和中国具体在地图的哪一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但是1995年7月我采访亚细安外长会议，会上越南正式加入亚细安，看到越南红星国旗升起，脑海突然浮现陈校长在周会的画面。
再后来，阅读夹在主报里的《星洲少年》《南洋学生》，到《联合晚报》的《新一代》《联合早报》的《联合学生》，成了少年人每到学生刊出版那一天虔诚奉行的事。四五年级，少年人常在上学回家的路上买绿色格子的标准稿纸，一页页格子爬满之后，寄到报社，换取的是几个星期患得患失的等待。往往到自己几乎忘了曾经投稿时，突然一篇既熟悉又已然陌生的文章出现眼前，那个时候，自己宛如一个毫无关系的读者，远距离地阅读。读完后，方才猛然想起那是自己经营过的文字，再自赏几遍，拿出剪刀和剪贴簿，不敢张扬地把文章留了下来。
徜徉于文艺的非心岁月
“非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酝酿和出现的。中学三四年级，诗作被早报的《文艺城》接受，以及刊登在晚报的文艺版《晚风》上，十五六岁的学生才真正领略到 “欣喜若狂”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为自己的“升格”，脱离“学生”行列而“狂”。但是因为性情内敛， “狂”也只在心中。当时的报纸商业考量较少，编辑压力没那么大，与作者的关系更为密切。曾经在一次学生文艺创作比赛担任评判的副刊副主任林春兰，在我领奖时当面对我的文章提出意见，提醒我文字简练的重要。春兰姐提掖后进不遗余力，虽然我从来不是学生通讯员，她知道我喜欢戏剧，经常带我去看演出排练，也把我带入真实的生活当中去与不同的人接触。上大学时，从香港到新加坡来的编辑卢小珑
负责主持《文艺城》，编版之余还跟我这样的“小朋友”通信交流，予以鼓励。文艺创作，也因此不再是作品见报的事而已。
1980年代，本地华文报情真意切把文化传承看作自己的责任，在凄清前景中，义无反顾地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当时《联合早报》每两年主办的 “国际华文文艺营”，带入许多让人仰望的作家。尽管多场讲座交流会上，岛国的发问者总是对本地的中文与创作情况发出阵阵哀鸣，乃至让来自文化大国的作家感到惊讶，岛国总还算挤上中华文化圈的班车。事实上，虽然属于中华文化圈的边陲地带，岛国却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核心点。1987年我念中四，年中有好几天与同学邓宝翠跟在大人们后面，到安国酒店听在台湾办《人间》杂志的陈映真、香港办《九十年代》杂志的李怡等人的讲座。听完也不回家，两人接着又找一个小咖啡座继续讨论那些大人们讨论的内容，以及岛国的文化境况。
那是一个淳朴和心中暗含坚持的年代。语言、报纸、创作、文化，加在一起的整体形势并不让人乐观，然而，或许也因为人们强烈意识到母族文化正在消减，忧心忡忡，社会上涌现的反倒是文化繁茂景致。因为担心枯萎，大家全力支撑。当时年少无知，不知这些状貌底下确切是什么面目，却喜欢让青青岁月徜徉其间。文字和思想在我和报纸之间流动，实际也让报纸在学校环境之外，成为那个笔名非心的文艺少年，吮吸文化养分的地方。
家国是李慧玲思路轴心
不过，报纸虽然是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记者却不是我的职业选项。上大学后，我原本一心要进入学术殿堂，大三已经开始物色继续深造的美国大学。结果，大四快毕业时父亲生意颓败，家里的经济支柱倾覆，个人的兴趣只好折翼。当时我没有怎么悲叹与自怜，专注于维持家计，希望让父母在震荡中多有些安稳之感。家道中落作为人生的顿挫，反倒让我增添文学的质感。生活不也应该包括细细体味失落？房子卖了，许多旧物弃了，我把诗心折叠起来，但也没有过多地去鼓舞自己要如何振奋，只是平实地、如常地生活与工作，虽然道路确确实实已经改变。
没有改变的是在学校里老师们传授的价值观。为文与做人应该二而一，在我继续以另一种形式耕耘文字时，一直是坚定的信念。加入《联合早报》，从采访本地新闻的记者、体育记者、政治记者，到之后驻外，对我而言，报社从本地文坛主要的依托平台，成了踏出校园后至今的唯一职场，也是让我更直接关心国是的地方。此后，非心渐渐渐渐隐去，见于报端更多的是李慧玲。不同类别的新闻工作，把李慧玲引入不同场景，接触历史，认识自己的社群、国家，并且把国家放到一个更大的国际空间去考虑。时政记者的工作，为我打开一扇大门，丰富我的视野，由原来对文学、文化的关注，进入到更宽广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领域当中。老上司林任君和严孟达的培养，包容我的耿直，也默许我在报社内外实践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让我铭感于心。
家国一直是李慧玲思路的轴心，反思要深，说话要真，这个追求也是非心的追求。而语言的处境、文化的情状、报纸的未来，它们在岛国的共生关系将会形成怎样的景观，当初站在门外的非心，在跨过门槛进入门内后，已经不能只是窥看，而必须有所担待。早报工作20年一晃即逝，文艺少年来到知识青年的阶段，从读报、投稿到做新闻，非心或者李慧玲，冰心一片，不过力求做个挺直腰板的读书人，处事无愧于心而已。我曾跟年轻同事分享，采访过、经验过和思考过的，只要认真对待过，都将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进入到血液里，或者藏于你身上某处，那是自己的收获，没有人能从我们身上夺去。其他名利与光环等等，都是可以脱去的外在部分。
2013年10月，我接到通知，过了年将被调到《联合晚报》。消息公布后，不少前辈和同事担忧我知识分子气太重，与属于都市报的《联合晚报》格格不入。但江湖如此辽阔，知识分子本应磨砺其中，脚踏实地，我不曾想自己会有什么不适应。晚报的日子，把我拉出主流，了解在同一层办公楼里另一个星球的运转方式，也到社会的边缘用心探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书内的《致晚报同人书》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新任总编辑到任半年多后，给同事写的一封长信。信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可以与《一个知识分子的回归》放在一起看。那是《联合晚报》工作两年多来的体悟：不论在哪一份报纸工作，始
终应该知轻重，以人为关怀的对象，明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韶光消逝心性未变
《遗忘成水》是一个文艺少年日夜兼程进入中年的记录，记录中有着一个读者到作者到报人
的蜕变轨迹。报人的接触、训练和积累，给予文艺少年生活的广度；文艺少年的真挚与纯净，给予报人在瞬息变化的世情里，心灵上清晰的定点。非心藏于李慧玲之中，致使李慧玲的触角与行笔，仍有非心体味世事的痕迹。生活起落，韶光消逝，心性未变。
高中出版的散文集《渐行渐远》请中学班主任谢淑娴老师作序，到《遗忘成水》，则是请这些年见证我成长的高中班主任李元瑾老师为我写序。学校教育对我影响深远，有个比喻说老师是陶艺工匠，我确确实实是他们手中拿捏的黏土。他们的教诲与关爱，塑造今日的我，让我毕生感念，李老师尤其如此。“这些年”的见证说得轻易，却是少女步入中年的近30年跌宕起伏的岁月。老师在华初除了是班主任，也教我历史，当时在教学之余也致力于学术研究，启发我对学术的兴趣，也让我想象自己除了当中学教师以外的其他可能性。高中毕业后，我和老师更成忘年之交，漫漫长路，师徒同行。
离开早报后准备出版诗文集时，我把作品交给从前在中国组合作过的编辑晓媛审阅与选编，一些文章没有现成的打字稿，是她帮忙重新打字。书分为六辑也是她的主意。德生是我在大学为早报《文艺城》写专栏《小步殿堂》时的插画作者，1996年出版《习惯忧愁》，他帮忙设计封面。2011年《自游鱼》搬到副刊的《新汇点》一段时期，他在《我报》工作，仍然答应帮我作画配文。《遗忘成水》再次请他帮忙做封面设计，好像回到原点。书快要出版时，我思来想去，请了离开报社的摄影师欣赏帮忙拍摄一帧踽踽独行的背影照，似乎遥遥呼应第一本散文集《渐行渐远》。表弟瀚杰本来帮忙排版，构思谈好了，后来他自己的事情忙起来，我不忍心再增添他的负担。所幸退休老同事智松出手相助，还帮我协调印刷事务，这本书才得以顺利付梓。
似乎尚欠一笔。《遗忘成水》的书名，取自伦敦留学时的诗作《别后记雪》，想来已是近20年前的一句。冰雪之后，落地为水，继而蒸发，人生终归要遗忘，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是生命循环的过程与结果。但是面对现实人生，是要扼腕长叹，或者坦然以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应该是个人的选择了。
《遗忘成水》朗读会：8月13日晚上7时30分
草根书室，入场免费；该书于当天正式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