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灵
对天地万物的埋怨，对世态炎凉的非难，是惯性的碎嘴恶习。成事的、逆天的，还不都是人的操持？
七八月的北半球，难找一个不热的地方。“欧洲例外吧”，活在刻板印象当中，大多是如我这般天真的。从赤道飞去，完全没有把欧洲的太阳放在眼里，强硬认为他们的太阳跟我们的并不是同一个——再怎么说，“欧洲永远是不见天日的”，是小时候的童故事或国营书店推荐给少年儿童的名著名篇所种下的最初印象，成人后的读物也加固了误解，或许是个人口味，“错选”了一些欧洲作家，如Charles Dickens、Thomas Mann或Victor Hugo，从未在他们的书写中，看过哪一天的好天气，而我所谓的“好天气”，很简单，无非阳光普照，也说不清日子多需要阳光普照，好像阳光一旦普照了，日子就能过得很好似的。
Virginia Woolf《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整本书一家人和宾客絮絮叨叨：“也许明天天气会好”“明天不可能上灯塔的”……他们最终还是去了，天气不好也得去，不然我这样的现实主义读者可接受不了“天定胜人”的结局——所以我视Virginia Woolf为“文以载道”的作家。
以前到伦敦会假模假样携Virginia Woolf的书，看了好几遍，偏要翻来覆去看，碰巧去时不是深秋就是隆冬，寒夜翻上几页，“冻”得心情冷静，心满意足地裹着厚被子睡去。
这次从伦敦返回后，竟然被晒出了红脸腮，在新加坡多少年也没晒红过脸！“知行合一”，是这个道理，从此我便知道了伦敦夏日的太阳比新加坡还毒辣，可笑的是，去前查得伦敦日间气温近30°C，也毅然决然往旅行箱里扔了件厚羊毛衫，对欧洲一厢情愿的阴冷迷思作祟，结果自然派不上用场。
“苏州的天气让我像鱼尾狮一样往外喷汗”；“香港金融街男士的西装革履，害我以为来到新加坡”；“大清早从东京的旅馆一出来，只得安慰自己：想象在新加坡上班是什么感受”……最近旅行各处的友人，因热天，接二连三念望起他们曾经造访过的新加坡，新加坡是“热”的指标城市？但无论他们热得多蝉喘雷干，身边当地人却置身天高气清的境界里，摆出一副踽踽凉凉的姿态，侦伺着异国来的人“何以窘迫至此？”
这是每个“游客”的体会：当地人不怕热？
几个友人赴各国旅行，常聊起的话题竟然都是：天气和当地人的关系。
天气再怎么炎热，旅者眼中，当地人都是一群不觉得热的人。
我也有类似感受，两年前盛夏去日本，天气预报说连续几天高温破东京历史纪录。东京湾昏睡过去，一丝风也不肯吹向关东平原，东京像一个白昼到黑夜不断开灶煎炸煮炒的平底锅，滋滋啦啦料理着活人。我本抱定闲适心情，穿白色上街晃悠，不出几步，汗快把衣服溻成透明，头发也粘黏在一起，丑陋无比。但看擦身而过的日本白领，衣冠齐整、装容完好，潇洒在各自人生舞台上奔走往复，天气根本与他们是无关的，徒留不断拭汗、扇风、遮阳的异乡人，敬仰着那份气定神闲。晚上回旅社打开电视，新闻指东京仍是热毙十余位高龄独居老人，热晕上千名青壮年人士被送医急救，这才疑惑：街上那些不怕热的人，是高超定力？是低敏体质？还是绝妙演技？我演都演不出来。
勿要说在国外，就算待在新加坡也一样。我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北方人”，在新加坡上学、工作、居住十几年，仍未得不怕热、不流汗的本事，真丧气到不行。久居东南亚，蛰伏新加坡，周边国家半个也没去过，连马来西亚尚未踏足。“热带风情”对我，是一个可怖概念。
光怕热，便算了，哪知这些年来冬日里回北方探亲，倏然畏冷了起来，几年前还愿和弟妹们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如今热烘烘的暖气房内赏一阵窗外的飘雪，都忍不住打哆嗦，也罢，回床上安躺犯懒。又或年岁渐增，说知冷知热，实则师心自用，锢闭智慧。
在三岛由纪夫札记《小说家的旅行》中读道：“我仿佛隐约明白了什么是热带的死亡。当健康的时候，海地首府太子港的风光令我赏心悦目；然而一旦有病在身，就变得奄奄无力，连望见立维拉旅馆庭院里多不胜数的繁茂热带植物，都会催我作呕……在那闪着光泽的异样庞大的阔叶底下，偶尔还可瞥见绿色的蜥蜴窜跑而过。几只放养的大鹦鹉展开璀璨的翅膀，此起彼落地在游泳池畔发出嘶哑的刺耳鸣叫。”这些大色块，我看不出美，只觉晕。
崇尚“死亡美学”的三岛由纪夫想象在热带的死亡，他去哪里，都“想死”。热带之死，他自讥自贬：“就算我当下死去，死状恐怕也和它们没什么两样。我不是败于死亡之手，而是败在一种无谓的过度旺盛且可憎的生命之下。那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崇高且冥想化的北方众神，而是出自于支配这些热带国家的可憎的诸神。”
可叹，天没杀死他，他杀死了自己。
对天地万物的埋怨，对世态炎凉的非难，是惯性的碎嘴恶习。成事的、逆天的，还不都是人的操持？别受唇舌和短见所摆布，这肉体远比头脑可信可靠——“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哈哈。
浪荡何处，只身求存，总是会活下去的——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