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
今年3月访港与小思老师茶叙，她送了一本最新书写日本的散文集《一瓦之缘》（2016）。
回到狮城，从书架上取下小思早期的《日影行》（1982），其中有她那组知名的京都短札。两部书写日本的集子对照着读，借用新书底页的一句话：“上溯1970年代，下至2014年，笔迹纵贯四十年。”
细想一下，我读小思，是在香港回归前的十年间。80年代香港冒出不少年轻女作家；她们当中，小思的散文有一种特质：浅翻略阅，文字清雅简洁，一派波澜不惊。读进去后，方见格局缓缓打开，多有暗涌潜伏，一席话往往跨越几个世纪，风清云淡地素描出光阴的变幻。
明末清初文人金圣叹评《西厢记》时说：“胸中一副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
什么是别眼？林语堂解释为“观虚无”，即特意观实景，看不出什么特别；但静心观虚无，“反倒能看到许多事物。”
小思是作家也是学者，笔下写出的是学者散文。而别眼，正是学者散文的一个特点。
小思的别眼，隐在对自己文化的眷恋中。
1940年代末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小思，自小饱读中国文学的经典篇章。1970年代初在京都留学的那一年，在异域“遇见”中华文化的震撼，让她笔下满是“日近长安远”的怅惘：踏上单靠木榫嵌成的清水寺眺望台，她想起了宏伟无比的天坛；走进绿油油一片的“后乐园”，便会诵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西阵小巷矮檐木窗里传来从未听过的声响，随声寻找，原来屋内有位老妇正低头织布：“‘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机杼声，原来隔了千年，我在东洋小巷初听。那一初遇惊喜，非同小可。”
别眼，也藏在对香港这块土地的深爱中。
说起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人们对她“诸多诠释，褒贬不一”。小思专事研究战前中国文人笔下的香港，从中却看出了香港的“悲剧性格”。在《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1983）一书序言中，小思写道：每遇到大变动，香港总会包容、接纳因各种原因借居此地的人，“但过客毕竟心中别有所属，对这个暂居的地方，总是恨多爱少，这种彼此相依却不相亲的关系，形成了香港的悲剧性格。”
有趣的是，《香港的忧郁》借用的是文人适夷笔下一文的题目，因为“很配合香港的遭遇和性格”：“许多人要写香港，总忘不了称许她华丽的都市面貌，但同时也不忘挖她的疮疤，这真是香港的忧郁。”她随即笔锋一转，直指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的“当下”：“近年来，她（香港）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怀’，是祸是福，现在难下定论，但不惯接受‘关怀’的她，显然是惊慌失措了，恐怕这也是另一种忧郁。”
如何能具有一副别眼？小思在新书中说，别眼，必须有静心。
“匆匆赶路，或疯狂玩乐，吵闹妄动，都难具一副别眼，宜珍惜。”
静下心来，细观当下，便能读懂小思眉下那副别眼。
笔心
读进去后，方见格局缓缓打开，多有暗涌潜伏，一席话往往跨越几个世纪，风清云淡地素描出光阴的变幻。——章星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