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庭法官指起诉人的116万元索赔额不合理，评定他不可靠，没有永久伤残，还可以帮忙打理家族生意，也无法证明伤势让他无法继续工作，因此裁定他只可得9万余元赔偿。
中国客工遇车祸伤及脑部，三年多前在医院和疗养院住了八个月，公司好意垫出八万余元医药费，保险公司去年也预付三万元赔偿。
来自江苏省的孙德龙（29岁）称车祸后，认知能力从“低于一般水平”下降到“极低”，记忆力变差，也常头疼、晕眩等，要索讨116万元，这包括50万元未来收入损失（以27年计算）、10万元失去赚钱能力，以及其他医药费等赔偿。
他在高庭打了七天官司，高庭法官朱汉德日前发表判决，指其索赔额不合理，评定他不可靠，无法证明伤势让他无法继续工作。
法官彻底驳回上述最大笔的60万元索款，裁定他只得9万3169元。扣除了预得的三万元，起诉人最终仅得六万多余款。这笔余款不足以偿还公司，更勿论律师费和堂费。
法官：对伤者仁慈
但不应损答辩人利益
法官说：“我希望尽量宽厚对待伤者，但这样的仁慈不应损害到答辩人（的利益）。”
他也提醒民事案的索偿人应该实际点，“不单单是对官司的胜算，还包括他们想得到的赔额。”
针对起诉人是否要上诉，诉方律师塔尔吉星告诉本报，他尚未获得起诉人的进一步指示。
起诉人是仓储管理员和送货员，月薪1200元。
2012年12月5日，当年26岁的起诉人骑脚踏车在兀兰10道过路时，遭罗厘司机张宝顺撞倒，伤及脑、肺、骨盆、腹部等多处。
因脑积血，他须紧急开脑进行去骨瓣减压术（decompressive craniectomy）。其右头颅后来有严重缺陷，须动修复手术。
他申述车祸后心理受创伤，恐惧骑脚踏车和过马路，日后患癫痫和失智症的概率也提高了。
前年2月，他回乡帮家人看守杂货店。同年11月，高庭裁定他应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日前才算出赔额。
起诉人就伤势和痛苦索讨一般赔偿；包括医药费、交通和父亲来新照顾他等特别赔偿，以及未来医药费和收入损失等。
他最大笔的索项是以27年为乘数的未来收入损失，分三个九年计算，即九年在本地的收入损失、九年回国后无法当送货员、九年无法继续当农夫，总计50万元。
他称原本要在本地工作到44岁，要索讨以2500元月薪作为被乘数的收入损失。
如果没发生车祸，他从45岁起可以在中国当送货员到63岁，月薪被乘数应该是1000元。
起诉人的爷爷在82岁过世。他自认为从64岁起，可以像爷爷那样当农夫到82岁，被乘数应为800元。
法官说，他还不知有什么案例能允许伤者在计算收入损失时，以祖先的长寿作为获取更长乘数的根据。
法官决定驳回60万元索项，因起诉人没有永久伤残，还可以帮忙打理家族生意，也没证据显示他会丢失工作。
私家侦探到中国追查
发现起诉人未失工作能力
起诉人称帮家人看店，每月只拿1000人民币（约200新元）津贴。法官指他没据实呈报在中国的薪水，所以不让他获得5万5000元（前年3月至去年8月）的审前收入损失。
起诉人为头部损伤索讨11万元，但法官不认为其认知能力已受损，裁定他仅能得4万5000元。
除了医生的证据，法官指保险公司还派私家侦探到中国调查，发现起诉人工作的杂货店告示板上，还附上他的手机号码，供生意联络之用，说明他有能力接洽生意。
起诉人称害怕骑脚踏车，但私家侦探查到他在中国骑电动脚踏车。
法官也认为，起诉人无法证明他车祸后有心理创伤，因为私家侦探发现他在乌节路过马路时，不但没显示有任何焦虑，反而与一女伴微笑谈话过路。（人名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