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谈●种族与政治
李显龙总理在昨晚播出的《总理谈种族与政治》访谈节目中强调，新加坡并没有面对少数种族有某种诉求，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却不愿妥协的局面。
李显龙总理并不是基于少数种族向他施压，或是为了要展示某种政治姿态，才提议修改宪法以调整民选总统制度。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必须以国家长远的发展为前提，“做该做的事”。
新传媒昨晚播出《总理谈种族与政治》（The Prime Minister on Race and Politics）的访谈节目。李总理在节目中强调，新加坡并没面对少数种族有某种诉求，占人口大多数的族群却不愿妥协的局面。
他说：“我推动这些（改变）并不是因为我感受到少数种族的压力，或者因为我们需要展示某种政治姿态，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我们该做的事，并以新加坡长远的发展作为现在就这么做的考量。”
李总理今年1月宣布成立由大法官梅达顺所领导的宪法委员会，对民选总统制展开三方面检讨：制定更严格的民选总统合格标准、加强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权力，以及调整制度以确保少数种族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机会当选总统。
吁华族支持修宪
他上月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以华语演讲时，也呼吁占人口大多数的华族支持修宪，让优秀的非华族人选当选总统，代表所有新加坡人。他当时也说，长期没有非华族国人当总统会削弱非华族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影响我国社会凝聚力。
他在节目中说，新加坡所打造的多元种族社会，全赖华族先辈明白必须给少数种族足够的发展空间，并致力于让少数种族觉得可自在地追求自身的生活方式，及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他因此呼吁华族以持续多元种族社会和谐的精神，看待民选总统制的调整。
民选总统制在25年前推行，李总理打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制度的设计，并经历其中的种种调整。为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正视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制定改进方案，而不是把问题交给他的接班人去面对。
再过15年或20年
问题肯定会浮现
他说，许多人都意识到在民选制度下，少数种族更不容易当选总统，但由于早年没有面对激烈的选战，大家都认为应先看看事态如何发展，才正面应对问题。
“我想，经过25年，我们看到事态的发展，看到事情如何改变。2011年总统选举是场硬仗、非常激烈，我不认为在这样的选举中，少数种族会有同等的机会（当选）。我预料将来也有总统选举会同样激烈、同样紧张，那问题就会更为棘手。”
自主政以来，李总理已分别与前总统纳丹和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合作过。他强调，他将说服人民，修宪调整制度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而且对新加坡有益”。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想新加坡会面对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在今天或明天浮现，但再过10年、15年或20年就肯定会。我们必须现在，在问题降临之前就做出调整。”
谈上届总统选举
问：2011年的总统选举有四名华人参选人，他们都姓陈。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是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也很好地展现民主制度。新加坡人有机会投票，也有机会见证不同类型的候选人竞选。你会对这些人说些什么？
答：我觉得有竞选是好的，但这必须是一场针对正确议题所展开的竞选，人们也必须真正理解这个选举关乎什么。
我认为2011年选举的问题在于，有些参选人并不明白，或者不接受总统的职务、总统在宪法下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总统当选后应尽的责任。所以，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对选民做出的承诺，其实都不尽然是总统的职责、职权或使命。
倘若总统真的尝试去做这些事，我想整个体制将失灵，政府将无法运作。
政府只能有一个，而总统的特定职权和职务就是拥有监管国库的“第二把钥匙”，以及对人民有所交代，而不是监管政府，或指示政府要如何行事。我想，并非所有参选人都明白这些，又或者他们明白，但却认为若发表这样的言论有助他们胜选。
但是我想，这是举行总统选举的其中一个难处，也是一个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克服的困难。
谈总统角色
问：若我们真的很关注少数种族代表性，何不恢复委任总统的制度，而要继续推行民选总统制？
答：有些在宪法委员会成员面前公开陈述意见的人，也提出这个看法。他们说，只要恢复委任总统的做法，就一定能确保有少数种族担任总统，也能维护少数种族代表性。
但难处就在于，总统有两个角色要扮演。第一，他代表全国上下；第二，他拥有权力。
要代表国家，就必须有多元种族的代表性。要掌握权力，就必须要有人民的委托。你如果没有人民的委托，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你的其中一项权力是对政府说不；当政府来征求你的意见时，说要拨出100亿元储备金，推出很多让人叫好的措施，你若拒绝总理，政府可以反击说，“你有何身份可以拒绝？我（指政府）有人民的委托，我经历过选举，公布了政纲，你现在说我不能动用这笔资金”。
我想，这会让总统陷入一个为难的处境。
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切就没问题。但是，你如果得使用这些权力并拒绝（政府）时，我想这可能行不通。所以，如果你要有所保障，就必须要有选举。
那么，有些人就说，我们不需要保障，因为国会是至高无上的，国会拥有主权，人民投票选出了国会，国会将决定一切事务。
你可以这么做，而我们在推行民选总统制之前，也曾长时间这么做。但是，你如果看看其他政府的运作，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运作的。他们总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可能是有国会上议院，或有一名分开选出，而且拥有一定权力的总统，这可以把权力对分开来。
你有一个可以稳定政治制度的平衡机制，就能确保不会因一次的事故，而导致整艘船翻覆。
我认为，长远来看，我们的制度内需要有这些平衡机制，所以我们才推行民选总统制。
谈解说困难
问：要说服选民，我们有必要现在就做出改变有多困难？
答：我想这是困难的，因为这涉及多个不同的层面。
首先，要草拟宪法条文在法律上相当困难。它们非常复杂，要理解其中的细节得耗费很多精力。
第二，向国人传达和解释这些变化，在政治层面上是相当微妙的。人们必须了解其中的用意，他们不应认为自己遭贬低或认为你别有用心。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将如何操作，以及这对他们来说有何好处。
第三种困难则是心理上的。这是个截然不同的做法，我们从未这么做过，尤其是在确保少数族群代表定期担任总统的安排上，国人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接受。此外，人们也需要时间理解为何这是必要的改变，并看到其必要性。
这在目前还不太明显，但当它成为明显的问题时为时已晚。以制定集选区制度为例，当我们在1980年代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质疑和反对。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需要，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当选。这是屈尊俯就和不民主的。”
但过了近30年后，集选区制度在我们体制内扮演非常宝贵的稳定作用。人们接受了集选区制度，了解该制度确保我国有少数族群议员。政治必须是基于多元种族的政治，因为你如今必须组成团队参选。
你们不能只是一个华族政党、马来族政党或印族政党。你必须派出一个团队去参选，并不会让你的队友们丢脸。你有个马来族队友，你必须确保你的政策照顾到马来人的需求，并同时照顾到华族和印族群体的需求。集选区制度是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是我们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想同样的，若我们也在民选总统制方面这么做，人们最终会了解到这是我们体制内一个重要的稳定元素，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
谈资格标准
问：坊间有人质疑，修改民选总统资格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淘汰一些不亲政府的人士。对此你怎么回应？
答：我要说明的有两点。首先，有关个人的问题可能存在，但人们会变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我们关心的是长远的变化。这些是影响未来30年、40年甚至50年的变化。
我要如何确保我有能干的人选出任总统，我又应如何确保民选总统长远来说，会由不同种族的人士担任？这是第一部分的答案。
第二点是，即使调高了资格标准，我也不能保证，为难政府的人不会当选总统。
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你设下什么门槛，总有人——他可能是一名前部长、前法官，或经营一家大企业的人——与政府在观点上有冲突。矛盾可能是民粹主义所导致，也可能是原则上的问题，总而言之，矛盾还是可能发生的。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必须尽力尝试，设计一个最有可能成功的制度，但同时也必须了解无论你如何努力设计制度，没有一个制度是百分百一定成功的。
它有可能出错，可能在未来某一阶段出错。我们应如何防止体制出问题？你必须有优秀、品行正直、能干和尽责的人从政，以及担任公职。这不能保证我们成功，但我们应争取实现这个理念。
共有七人出任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的总统职务，当中三人是华族代表，即第四位总统黄金辉、第五位总统或第一位民选总统王鼎昌和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两人是印度族，即第三位总统蒂凡那和第六位总统纳丹；一位马来人——首位总统尤索夫和一位欧亚裔人士——第二位总统薛尔思医生。
资格标准
应与经济通胀同步变动
民选总统的资格标准应与经济和通货膨胀等元素同步变动，才能确保总统的能力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李显龙总理指出，检讨资格标准不应再等25年，每两届定期检讨一次是合理的频率。
李总理昨晚在访谈节目中说，我国经济在推行民选总统制的25年里已出现巨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这段时期从600亿元增加六倍达到4000亿元。金融管理局所管理的储备金、淡马锡控股的净值和公积金存款也都增加约六倍。
但相比之下，民选总统的资格标准多年来都没有改变，缴足资本达1亿元的私人企业数量和有资格角逐总统的人数都大幅增加。正因总统监管的资产大增，总统的资格门槛有必要相应调高。
李总理说：“（总统资格标准）必须调整。若我们定期检讨，我们就无需每次做出大幅度的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定期检讨。”
总理：每两届检讨一次是合理安排
他认为，若每届选举前检讨资格标准，检讨次数将过于频密，每两届检讨一次，视通货膨胀和经济规模做出相应调整是合理安排。
定期调整资格标准主要针对的是来自私人领域的参选者。李总理指出，这是因为公共服务的职务多少会随着经济规模“自我调节”。以财政部长为例，随着经济增长，其职务也会越来越多；同样的，大法官也会因经济增长促成更频密的商业活动，而必须处理更多案件，工作和责任也会越来越重。
李总理说，相比之下，私人领域方面没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其资格标准得“定期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