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缺乏反对声音的现象不能单纯归于“政治压迫”手段，而是因为我国虽然也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课题不足以让人们“拼上性命”。


巡回大使、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陈庆珠教授，前晚受邀评点社会学者蔡明发的新书《否定自由主义：新加坡的共同体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理念》时指出这点。她指出，本区域其他国家经历过高度压迫性的政府，但遭遇到强烈的反对力量。


陈庆珠说，如果出现极度社会不公、贪污腐败或足够严重的问题，人们会发声。


“本地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对力量、非常激烈的辩论是因为议题虽然存在，但不是那些人们会为之拼上性命的课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务长讲座教授蔡明发在书中指出，人民行动党政府自自治时期就采取的“反共压迫”，让行动党得以在议会中一党独大，政权不受挑战。陈庆珠认为，行动党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阵线1968年抵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性战略失误”所致。


蔡明发在发布会上阐述研究动机时说，他希望重寻“行动党社会民主起源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并挑战外界将新加坡视为新自由主义社会案例的做法。


他指出，行动党的公共住屋、国家资本主义和多元种族政策将持续帮助稳固它的政权，但与此同时，国人文化水平倾向自由化，也意味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以更大的说服力阐明自己执政的依据。


陈庆珠虽然同意上述政策将持续发挥作用，但也指出我国社会“逐渐、持续和一小步一小步地开放”。她认为，“自由民主从不是政体考虑的最重要德行”，因此不同意蔡明发所说，我国所取得的发展是以自由民主作为代价的看法。


“我一直都认为，应该把行动党视为组织起一种体制，推进新加坡主权、（政策）可行性和发展急迫性的更宽泛目标，并且在这么做的同时心系于民。”


陈庆珠说，新加坡不只建立起自身的政治模式，也试图做到与众不同。“新加坡实现良好治理，在它生存条件的限制和社会特征下让经济和社会成功……它无论何时都在彻底革新、追求创意和自我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