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法教育两手抓 职场安全把关严

第21届世界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将在9月3日至6日在我国举行，配合这个全球最大型的职场安全与卫生业界大会，本报访问了人力部三代担任工作场所安全监管和员工保护的负责人，谈谈我国过去半个世纪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果。

刘广福（70岁）还记得，六七十年代本地工厂的安全意识非常低，他在当时的劳工部（人力部前身）担任工厂稽查官，有一次到某家工厂询问督工采取了什么保护措施时，督工把他领到神台面前说，他们会祈祷平安。

当时，新加坡刚刚建国，百废待兴，从原本的轻工业转型到钢铁、发电和造船等重工业，建屋发展局也正在大兴土木建造新组屋市镇。

然而，无论是老板或员工教育程度都不高，对安全法令一知半解。不仅如此，安全配备也十分缺乏，就连防止工人过于接近蒸汽炉的围栏都没有。

担任劳工部工厂首席稽查官（Chief Inspector of Factories）20年的刘广福回忆：“以前，在工地要使用安全帽，或是安全马甲（harness）的吊带不能超过一米，以防止跌下时不会被吊带勒住，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教育。”

以前工地常有从高处跌下，或是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等意外，船厂则有存放太多易燃物的隐患。稽查署三四十个人每天马不停蹄到处稽查，发生意外时更是要深入调查，工作相当繁忙。

在法律至上的新加坡，任何涉及工业和工地安全与卫生的行为都有法可依。从殖民地时期的条规，到目前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WSH Act） ，法律从注重严守程序演变为鼓励自我监管。

现任人力部职业安全与卫生署署长何祥兴（59岁）说，WSH Act遵从三大原则：从源头消除或减少潜在风险，加大对不良管理的惩罚，让业者对绩效负起更大责任。

在刘广福看来，严刑峻法对建国初期提高职场安全水平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光靠执法已不足够，更不会杜绝意外的发生。因此，当年他这个演“黑脸”的首席稽查官也得扮扮“白脸”，以工业安全主任（Director of Industrial Safety）和劳工福利署署长（Divisional Director of Labour Welfare）的身份对雇主和员工推广教育。

刘广福说：“早期的执法主要是‘阳’的手段，不过之后意外的减低率就开始停了下来，促使我们用‘阴’的方式来循循善诱。因此，这个过程必须是阳中有阴，阴中带阳。”

从70年代中到90年代，政府更着重于鼓励工厂和工地的自我监管，要求他们聘请安全和卫生经理，设立工作安全与卫生委员会。另外，一系列的针对性宣传活动也如火如荼展开，对象不仅仅是工人，也包括他们的家人和整个社会。

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咨询委员会的诞生，以及之后升格为理事会，还有奖赏机制如安全商业环境计划（bizSAFE）的推出，执法和咨询的双管齐下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刘广福在1995年底退休，接任他的陈沛元（70岁）见证了利用科技强化职场安全与卫生的新时代。陈沛元回忆，早期的工作准证是把所有工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再拿去复印，但这样无法追查每个客工的身份，因此，陈沛元将工作准证改成人手一张，贴上照片。如果有客工错过了安全培训，人力部就能通知他们的雇主。另外，原本要好多天才能查到工作准证持有者的身份，后来也随着电脑化大大缩短了处理时间。

陈沛元认为，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不能懈怠，一旦出现侥幸心理，往往就会出事。

何祥兴也举例说，现在工地普遍采用的预制技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大大减低施工风险，因为很大一部分工序是在工厂环境内完成。另外，起重机也必须安装记录器，供业者监控起重机操作员的工作。

不过，何祥兴也指出：“随着人口老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和职业性质的演变，我们会面对新的挑战，公司也需要适应在精简人手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打造包容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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