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观察：精神课题背后的精神

昨天（1月9日）翻开国会议程，看到维凯（三巴旺集选区）要求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解释我国为什么在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支持大会决议，反对美国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首都，顿时感到意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国在以巴冲突上的立场非常明确，支持决议也符合我国一贯的外交政策，想来能深究的不多。但对于维文在答复中重复着熟悉的外交辞令，维凯和官委议员马德弗更关注的，是“支持和平解决方案”“提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些精神和原则如何具体落实。对此，维文同样回应得中规中矩。

也许是碍于时间关系，维文阐述着这些精神和原则时，出乎意料少提了他过去一年在阐述外交政策时最朗朗上口的一句“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但恰恰是在国内层面，另一种“精神”问题引起议员关注。

说起余玉莲（洋名Annie Ee，26岁），听过她遭遇的人都会心头一酸。这名与家人疏离的低智商女侍应生被她视为“姐夫”和“姐姐”的潘学泉（38岁）和陈惠珍（33岁）夫妇虐待长达八个月，最后因急性脂肪栓塞而死。案情揭露，施暴者用腰带、垃圾桶、木棍、拖鞋及收缩性薄膜等物品毒打她，导致她19根骨头断裂，臀部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政府国会社会及家庭发展委员会成员梁莉莉医生（惹兰勿刹集选区）昨天询问政府，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没有家庭支持的智障人士。她还举出余玉莲事件，问政府如果让她在公共援助计划下受益，她是否就无需跟施暴者住在同一屋檐下，是否就能避免惨案发生。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在答复中列举现有的近30家日间活动中心、“打破沉默，阻止家暴”宣导运动、心智能力法令下让代理人代为执行特定决定，以及草拟中的弱势成人法案，指出这些措施目的都是在保护智障人士免受欺凌。

李美花（义顺集选区）则询问政府如何通过社区关怀热线鉴定家暴风险，及是否能借助数据分析技术及早发现存在家暴风险的个案。

李智陞答复时同样指出，家暴受害者及他们周遭的人能通过多重渠道通报家暴个案，全国家庭暴力网络系统也从多方面、多截点及早侦察和通报“沉默个案”。

由此可以推断，我国不缺防范家暴的制度，或是扶助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措施。尽管如此，每当发生一起像余玉莲这样的案件时，我们才感叹又有一起弱者掉入社会缝隙的不幸案件。

诚如李智陞所说，再健全的法律、再完善的措施，“少了家庭成员、邻居、路人在跟残障者、孩童、弱势成人互动中察觉有不妥，并敲响警钟，引起当局注意，这些举措全然无效”。公众如果察觉周遭有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除了指望当局能及时施援，自己也应扮演“第一救助者”的关键角色。

铁链有多坚固，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同理，社会的坚韧程度，取决于最弱势的群体是否受到有效保护。现如今生活压力加剧，一个人精神再健康也没准自己哪天会在财务、健康、事业等任何一个“高压点”（stress points）上被“点穴”，但这个社会能为自己做的，除了顾好个人的精神健康，还应体现更高程度的社会互助精神。

维文阐述着这些精神和原则时，出乎意料少提了他过去一年在阐述外交政策时最朗朗上口的一句“外交政策始于国内”。但恰恰是在国内层面，另一种“精神”问题引起议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