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生的小孩平均寿命可到80多岁，很多事情都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我们必须谦逊地承认，我们连自己一生中会遭遇什么都无法预测，更何况是预见孩子或他们的子孙未来的生活。变革之风今后吹向何方无人知晓，但我们能为子孙的未来提供最好的机会。从上一辈那里继承的资源，也正是我们欠下一代人的，这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
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总结财政预算案声明的辩论时提出的这番话，在我心中萦绕许久。主管国家财政资源分配的他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为新加坡和未来几代人做好长远打算。往回看，熟悉历史的王瑞杰列出了世界过去100多年发生的各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共产主义兴衰、新科技崛起，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向前看，国际局势仍充满变数，许多国家在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元气大伤后，经济状况仍未恢复到昔日水平，过去100年的大动荡会不会在未来数十年里重新上演，又有谁说得准？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王瑞杰昨天用了约一小时的时间，详细说明新加坡坚持不滥用先辈留下来的储备金、不连累后代负债累累的原则，只有对过去和未来负责任，才能确保政府有充裕的国家储备金，应付隐藏在未来某一角落的危机。
坊间和反对党近来不断讨论的一个课题是调高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上限，增加政府收入，以便避免或延缓提高消费税。目前可纳入政府收入的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为50％，王瑞杰坚持维持这个比率，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考量，更多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可持续治理原则：前人积攒的储备金所取得的投资回报，一部分用于造福这一代人，另一部分继续重新投入储备金，这一代人也通过纳税和加强经济，积攒更多储备金，为下一代保留多一点资源。
要理解调高消费税的决定，也得从较少人关注的外部元素着手。用白话一点的方式整理王瑞杰的原话，大意是国际正在打一场征税削价战，各地政府为吸引企业和人才，纷纷削减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例如，香港日前刚宣布减少个人所得税，美国企业税也从35％降至21％，若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为避免调高消费税而增加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反而可能导致跨国企业撤资离开，大批国人失业，以及本地和外籍人才外流的情况发生，对经济发展不利。
王瑞杰指出，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的消费税平均为19％，相比之下新加坡消费税仍相当低，因此调高消费税对整体竞争力的影响不大。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聚焦收支可持续性，在增加医疗和安全防卫等领域开支之际，政府提前交代未来调高消费税的计划，并强调新措施与增加政府税收之间的联系。相反的，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则以消费税不会在今年生效为由，坚持此次推行的措施应与调高消费税做个切割，支持前者，反对后者。
把这次的预算案和消费税调高切割，这么做显然对工人党更有利，这么一来他们即使今年支持财政预算案，下届大选时批评执政党调高消费税，也不会被视为前后矛盾。不过，人民行动党显然也了解其中的政治考量，国会最后进入财政预算案的表决程序时，王瑞杰特意要求记名投票，而非简单的口头表决，原本计划支持财政预算案的工人党议员，最终都选择投下反对票。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个结果对行动党相当有利，昨天的交锋与投票结果清晰记录在国会实况档案中，日后可让执政党攻击工人党“只想到花钱，却没说钱从哪里来”。工人党表决后立即发声明重申反对的原因，想必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下届大选预料在2020年左右举行，不过看来选战号角已提前吹响。
王瑞杰坚持维持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上限，反映的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考量，更多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可持续治理原则：前人积攒的储备金所取得的投资回报，一部分用于造福这一代人，另一部分继续重新投入储备金，这一代人也通过纳税和加强经济，积攒更多储备金，为下一代保留多一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