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长苏雷什教授： 伟大大学的生命要比政权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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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年初受委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第四任校长。

苏雷什来头不小。他曾在2010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委任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也曾出任美国名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长。

苏布拉·苏雷什教授（Subra Suresh）领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期间，掌控年预算70亿美元的庞大科研基金。

2013年至2017年，苏雷什出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校长。虽是大学1900年建校以来，任期最短的校长，却为大学筹得史上最巨额的私人及企业捐赠基金。

采访当天下午4时30分，61岁的苏雷什已连续工作12个小时，仍耐心十足地接受记者连串问题的熬磨，精力与热情让人佩服。

这位职业生涯跨越教育界、科学界、企业界的校长，是典型的把时间用到极限的能人。问他休闲做什么，他说“快步走”，并举例：“譬如在樟宜机场候机，就从第一搭客大厦走到第二大厦，再走到第三大厦。”

所以，如果看到校长在机场健步如飞，未必是在赶飞机，也许只是趁候机空档做运动。

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2018年全球大学排名列表中排名第24的卡内基·梅隆大学“降级”来到排名第52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苏雷什曾对媒体解释说一方面因为东风渐长，另一方面也因他倾心南大作为一所相对年轻的学府，在发展上的灵活性。

一窥苏雷什的成长及职业生涯，就会知道这位科学家不喜欢呆在稍有“僵化”的领域，喜欢尝试前人所未能。

生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苏雷什，父母不是大学生。不过，他将自己身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归功母亲。

“母亲是家庭主妇，只有中学学历，却是我成长期的巨大动力。她在生活中处处显现开创力，有想法、有胆识，坚信教育的价值。”

或许因为对母亲的尊敬，也因为与担任公共卫生咨询顾问的妻子玛丽育有两名女儿，苏雷什特别注重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参与和表现。在他任期内，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数理工科女性新生人数达到总数的将近一半，比美国国内平均值的20%高出两倍以上。在南大，2017／18学年的女性数理工本科生人数，占了总数的37%。

在工程师备受尊崇的上世纪70年代，苏雷什成功考入录取率低于1%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和不少同学奔赴美国念科研，21岁抵美时口袋里仅有不到100美金。

苏雷什花了两年，便考获一般人得用上五六年时间才能顺利毕业的麻省理工学院器械工程博士学位。

职业生涯的首10年，苏雷什在布朗大学（Bn University）任职，研究大结构如飞机、原子反应炉等的结构完整性。不满30岁，他撰写业内最权威的论著“The Fatigue of Materials”（材料的疲劳），当时被前辈警戒是否不知天高地厚。苏雷什说：“或许是勇气，或许是无知，但那本书很成功。”

他因此被挖角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10年后，苏雷什放弃大结构，转向微电子研究。“美国的好处是，只要你能弄到研究基金，没人会限制你研究的方向。我转型10年后又出了一本论著。”

另一个10年后，刚满40岁的苏雷什放手微电子，进军刚萌芽的纳米医学。他说：“这样的生涯强迫你弃旧迎新，不断证明自己。开始的三到五年就是在黑暗中摸索。进入纳米医学领域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才萌芽，我的工作因此能够左右后来者，造成影响。”

苏雷什笑说，虽然他否认自己每一次都刻意选择更困难的那一条路，但是“我太太会告诉你，那绝对是！”

记者好奇问他：“10年是你呆在一个领域的极限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但如果你花了10年仍一事无成，却在同一个领域呆下去，15年、20年……你的人生回报必定越来越少。”

苏雷什1983年首次踏足新加坡，之后便与我国科研机构与学府合作甚密；他对欧美、中国、印度等地的科研发展也相当熟悉，是被邀加入中国科学院的少数外国人成员。

纵然国际排名是审视一所大学的其中一个标准，苏雷什认为，真正衡量一所大学伟大与否的，是无法量化的社会影响力。

“百年大学的在地、区域和国际影响是它们伟大的原因。一所优秀大学，师生学习与创新、自强不息的精神要处在‘自动驾驶’模式。追求卓越理所当然，包括校友在内。影响不是指个人安分守己地生活，而是努力改变现状，改变一个人，一个社群，乃至世界。”

新加坡两所历史较悠久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大，过去二三十年间逐步成为国际重要的研究大学。苏雷什认为，南大由于建校历史更短，变化尤其迅速。他相信，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南大的学术位置独具优势。

“新世界所需要的科技知识是南大的强项，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三维打印、物联网等。我们今年2月更成立了南大科技与人类社会研究所（暂译，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Humanity），关注科技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影响。”

苏雷什举例牛津大学说，年轻的南大要向800岁的牛津大学看齐。“求新求变不自满，才能时时处在顶尖位置，占据发展前沿。伟大大学的生命，要比企业更长，比政权更长。”

包容失败才能达成更大成就

谈到美国硅谷的创意生态能否在世界其他地区复制，苏雷什说，这不能拔苗助长，罗马非一日建成。

苏雷什认为，美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多个科研机构，长期投入资金，为社会创造新兴企业，带来巨大影响。“新加坡的A*STAR、国立研究基金会等，就是往这个方向。过去20年，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显而易见，本地大学因此迅速成为国际新星。”

不过，每个地区发挥创意的空间有别，苏雷什认为这不仅是东西方的差异，在亚洲主要城市之间也有分别。新加坡在数理学习上为学生打下稳固基础，全球测试中频频报捷。苏雷什说，美国教育却非全美统一，教育结构多样，给了学生多重发挥才华的机会，也有更大的失败空间。“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经验在美国不会被轻视。乔布斯曾被苹果开除，而后东山再起；比尔·盖茨亦从哈佛辍学。成功没有方程式。”

他感性地说：“当一群有志之士汇聚，创意与创新的可能就会源源不绝。这个地方会吸引愿意冒险的年轻人，愿意承受失败的年轻人，失败不仅不被批评，不仅被包容，而是被欣赏。人们赞赏虽败犹荣的冒险精神。”

苏雷什相信，硅谷那样的创意生态也会在亚洲成长。他说在美国，起步公司早就是大趋势，年轻人宁可开创起步公司，而不去找一份稳定工作，听人指挥。“南大学子和教员也有创业的例子。美国国家大、机会多，但竞争更激烈。新加坡制造业规模不大，但是今天企业不分国界，市场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

互联网时代将人类社会与资讯紧密连接，“小人物”有了前所未有的、几乎和传统权威机构、精英阶层对等的获得资讯与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不过，知识分子是否因此失去权威性，并不是这位校长的最主要关注点，他更在意如何坚持能够经得起千锤百炼的做学问的精神。

“就科学研究来说，同行审议、由独立委员会确认结果是很重要的。他人必须能重复你试验的结果，真相得经得起反复审核。因此，诺贝尔科学奖总是在研究的15至20年后才颁布。学术要走长远的路。科学必须科学。”

他相信，就算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要讲究实据。即使会经历真假混淆的初期，但真相必定会水落石出。

“最大的问题是，互联网让信息传播快速、来源多重，人们经常省略验证这一重要步骤。待某种错误或非证实消息传播开来，化解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巨大。”

苏雷什认为，第四场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在于变化速度惊人。当人类将紧凑无休的速度当做理所当然的时候，不会有耐性等待妥善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方法。“人们没有耐性等待掌权者解决难题，其中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与政治上的混乱。人类社会要共同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挑战，不断进行对话，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工作。

近10多年，关于美国辉煌不再的讨论不断浮现，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年多来甚嚣尘上。

美国知名历史学者Alfred W McCoy半年前发表著作《美国世纪阴影：美国国际势力的起落》（“In the Shadow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US Global Power”），书中称“美国世纪”将在2030年终结。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已在《203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预测，美国将在2030年丧失国际霸主地位。

不过，苏雷什相信，美国是一个精力充沛、不断变化的社会。“你不可以仅看这几年的发展，起落轮回很正常。美国是移民国家，至今仍然很饥渴，创新力惊人，这是不会改变的。”

他相信当年自己一个移民的经历，仍然是美国发展的动力。“美国很了不起。我当时很穷，却可以一路拿奖学金念书，可以被总统委任领导最大的科学基金。很少国家会给移民这样的机会，这就是美国创新的根源。”

谈到新加坡在新时代的优势，他说：“人才就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源。最终国家或城市的崛起不是看领土的大小，而是人类精神和领导力。小不等于弱。有人说这一代的新加坡人失去饥渴，但每一个时代有它的挑战，一个乐观主义者会说，新加坡年轻人处在面对未来世界的最佳地点。我或许对新加坡隔代的变化不够理解，但我相信年轻人最终会找到他们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