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底，一名28岁男子涉嫌虐待六个月大男婴，之后将失去意识的婴儿送到中央医院后逃逸，出动警方全岛缉捕。这起令人发指的虐婴案，激起社会群愤，尤其是当警方从男子单位起获“冰毒”和吸毒用具，更让一些网民大呼“人渣”“败类”。
但并非每一起虐童案都如此黑白分明。笔者就曾报道过这样的案例，六旬祖母独自抚养两岁外孙女，却因患有严重囤积癖，杂物堆积至膝，导致组屋成“危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不得不将祖孙分开，安排女童接受寄养。
可见，有些伤害是无意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昨天总结儿童与青少年（修正）法案的二读辩论时指出，父母或看护者自身的精神疾病、婚姻矛盾，乃至育儿方式失当，都可酿成虐童行为。虐童案因此横跨社会各阶层，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有些伤害也是无形的。当局此次修订法案，以“心理伤害”（emotional harm）取代“心理创伤”（emotional injury），就体现了儿童所遭受的心灵打击，未必如瘀青或烧痕等身体损伤那般容易察觉。
父母本应是儿童的第一道保护防线，但当这道防线失灵时，整个社会就有义务承担起集体责任，去保护这个特别脆弱的群体。也难怪有句非洲谚语说：“养大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
李智陞指出，过去五年，尽管有更多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件被揭发，但部分原因是国人的意识提高，人们能够更敏锐地察觉虐童行径，并愿意打破沉默主动举报。
或许是出于这份原始的护幼之情，也让昨天的议事殿堂多了一份慎重。参与辩论的议员虽普遍赞扬法案，但大家始终不忘的是，如何能为我们的孩子做得更好。
尽管李智陞几次强调，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官员在处理儿童保护案件时，会以孩子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但从议员们所举出的案例不难发觉，当一个家庭需要出动政府官员来介入时，孩子的最佳利益往往早已被他最信任的大人所牺牲，剩下的都只是退而求其次。
议员黄国光（义顺集选区）就讲述了区内一个女孩阿利（Allie）的故事。阿利原本与家人同住在租赁组屋，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但因家庭变故，她被送入了儿童收容所，还得转校，一时间失去家人朋友，性格因此变得安静内向。
李智陞在总结辩论时，特别针对这个案例解释当局的立场。他强调，为阿利转校是因收容所和学校之间距离太远，导致她每天的通勤时间很长且累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做才是符合阿利的最佳利益，或许真的没有一个理所当然或立竿见影的答案。一个村庄养一个孩子，困难就在于，每个人都是为了孩子好，却未必能面面俱到，也不一定看法一致。但至少在一点上，代议士是存在共识的，即相较于儿童收容所，寄养家庭对于曾被虐待或冷落的儿童而言，是更合适的安排。可惜的是，只有不到一半（47％）接受离家托护的孩子获得寄养。原因是，我国没有足够的寄养父母。
李智陞昨天特别在国会上念出一长串的机构，以感谢这些幕后功臣，尽管肩负着巨大压力，却仍旧为儿童与青少年福利默默奉献。
但光靠这一群人还远远不足。我国的目标是让三分之二接受离家托护的孩子被寄养。要做到这点，更多国人必须挺身而出，担任寄养父母。
国会三读通过法案，其中一项改变便是让寄养父母也能享有育儿假。这虽体现我国对保护儿童的重视，但法令顶多只能发挥鼓励作用。我国常以“甘榜精神”为傲，而要真正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还真得靠这甘榜里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