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30年都没有派上用场的法令，为何还需要修订？这是27名部长和朝野议员在昨天近七小时的国会辩论中，尝试回答的问题。
1990年制定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所形容，那是个宗教狂热的年代，法案起草前不久也曾发生光谱事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被指以宗教为掩护推进共产主义事业。
时过境迁，重读当年的白皮书，一些段落仍与当今时局不谋而合。白皮书写道：“近年来，在新加坡的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团体当中，宗教狂热，及激进和强势的传教行为，明确增加。围绕追随者和皈依者的争斗也日益尖锐和激烈。”
再看今日，围绕宗教的冲突有增无减，宗教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据预测，到了2050年，世界人口87%将有宗教信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邻国，基于宗教的身份政治也越演越烈。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在一个后冷战世界，人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将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这使得当初制定《维持宗教和谐法令》的出发点，时隔30年仍不显过时。
尽管如此，法案的一些措施有待更新。它宛如一把尚方宝剑，无需出鞘已起到震慑作用，但长期不用也会变钝。
有些事情30年不过时。但如果我们看的是科技和生活方式，那时代真的不同了。30年前，大家很难想象，无人机和个人代步工具，会是国会热议的课题。
但现实是，新科技的突飞猛进，也引发各种安全隐忧，小型无人机足以运载和投放炸弹、个人代步工具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时速……而网络言论若不加以监管，可能导致宗教情绪一触即发。此次修订《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因此不再规定当局在发布限制令前须给予14天通知，改而让限制令立即生效。
30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曾在1990年见证《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出台的国会议员，如今还活跃于政坛的不多，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是其中之一。
毕丹星引述档案说，当时还是后座议员的尚穆根，在参与法案辩论时，曾质疑政府存在非理性行使这项行政权力的可能性。对此，尚穆根在总结法案二读时，特别解释了他30年前的这段发言，一时间颇有与年少的自己遥遥相望之感。
尚穆根说，当时31岁的他是一名律师，刚涉足政坛几个月，认为法律程序能够解决所有争端，是最合适的方法。
“但使用法律程序，真的是解决社会宗教问题的最佳方式吗？审判过程往往会加深宗教断层线，并鼓励其他人效仿嫌犯。它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嫌犯成了社群中的烈士，加剧紧张局势。”
尚穆根坦言，年少单纯的他，曾对法案内容不信服，然而法案颁布后的近30年中，我国免于所有宗教冲突与暴力事件，成为宗教宽容、社会和谐的楷模。
他难忍心中的激动说：“如果我今天仍坚信我当年说的话，那我不会将这个修订法案提呈到国会。”
一个近30年都没有派上用场的法令，为何还需要修订？
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时局变迁、科技演进，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
法律由国会制定，国会由议员组成，而议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因此，法律是人民意志的民主表达，而人的想法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不断改变和成熟。
30年后，坐在国会的将是另一批议员，而他们代表的会是新世代的意志。或许，他们会如尚穆根一样，认同前人高瞻远瞩的决定，或许，他们将全盘否定，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有责任重新检视各项法案，确保法案依然符合自己心中那把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