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前中委回顾 工运如何转型为员工生活伙伴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工会为了重整走向衰败的工运，所采取的其中一个办法是调高会费，结果被人质疑是在“自寻死路”。

全国职工总会中央委员会前成员廖炳奎（74岁）忆述，尽管面对不小的反对声音，他和其他工会领袖仍硬着头皮，亲自走访员工进行游说。他当时是新加坡教师联合会代表，教联会费从原本的1.25元大幅调高到6元。

他告诉《联合早报》：“我很坦白告诉他们，工会过去虽没做到什么，但请给更多会费，我们会让你看到成果。这真是求他们抱着大胆一试的想法，过程非常艰难。”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职总四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回顾工运这段转型之路。

他说，历经新马合并和分家，职总原有的政治角色减弱，对于未来的使命和运作方式变得没有方向。我国独立后的四年间，工会会员人数也不断减少。

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为了吸引外资，通过对劳资关系法令的修订，赋予雇主单方面雇用、晋升和解雇员工的权利，不必事先与工会协商。政府也制定雇佣法令，规范员工的雇佣条件，这些都大大削弱工会的谈判权。

然而，职总最终选择正视问题，在1969年举办现代化研讨会，而加强工会的财务状况是讨论课题之一。

廖炳奎指出，现实是职总和工会普遍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即使要争取员工权益也难有作为。

除了调高会费，其他转型建议包括成立合作社，为员工和他们家人提供服务，并缓解生活费高的压力。廖炳奎说：“这么做让工会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是三年一次的集体谈判才想到工会。”

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职总康福合作社和职总消费合作社（NTUC Welcome，职总平价合作社前身）在1970年代初陆续成立。

李总理重申，当年那个标志性的研讨会是工运转捩点，让行动党和工会领袖之间形成新的契约。

他说：“职总不再只是负责集体谈判的机构，它成为新加坡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这造就了我国独特的劳资政三方关系，为半个世纪的和谐劳资关系奠定基础。”

职总前中委、新加坡银行雇员联合会前会长黄真金（82岁）说，我国工会领袖面对改变都非常务实，只要好好解释，让他们了解政策大方向，即使再困难也会尝试说服员工。

职总今天将投选新的中委会成员。李总理说，他有信心，获选的新中委能帮助工会从国家角度出发看待问题，并说服工会支持可带来长期利益的政策。

他说：“职总必须这么做，行动党也必须这么做。如此一来，他们才可以领导你们、为你们争取利益，以及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保障你们的工作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