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没有申请准证举办公共集会而被判罚款3200元，公民社会运动人士范国瀚不服所判，称所办的活动只是一场讨论会，不符合“公共集会”的定义，但他的上诉昨早被高庭驳回。
高庭法官蔡利民发表裁决时指出，范国瀚邀请香港社运人士黄之锋参与演讲，自己也在活动上讨论如何脱离本地“野餐式”的社运形式，这些都指向范国瀚在向国人鼓吹不服从的思维。如此一来，按照法律，把活动定义为“公共集会”是正确的。
39岁的范国瀚打算就案件向最高法院上诉庭提出刑事动议，目前获准保释在外。
《联合早报》早前报道，2016年11月26日，范国瀚在新民巷美景城（Midview City）的AGORA举办活动，讨论有关民主等课题，演讲者包括曾组织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黄之锋。在这之前，他在面簿宣传活动，邀请7600名面簿追随者参加。
由于黄之锋是外国人，警方在活动举行前四天，通知范国瀚须申请准证，但他没有这么做。警方之后多次拨电给范国瀚，他没有接听。有关活动如期举行，黄之锋通过通讯软件Skype进行119分钟的演讲。
范国瀚过后被控七项控状，控方以一项非法主办集会和一项拒绝在口供书签名的控状进行审讯。案件在国家法院审结后，范国瀚被判罚款3200元。范国瀚当时表示打算以坐牢16天代替罚款。
高庭本月4日举行上诉聆讯。代表范国瀚的律师图莱辛甘指出，范国瀚举办的是一场讨论公民与民主课题的活动，没有主张或鼓吹任何一种特定思想，因此不符合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中对“公共集会”的定义。既然不算是公共集会，范国瀚就无需准证来举办这场活动。
不过，昨早宣判的蔡利民法官认为，控方已充分举证说明范国瀚所主办的活动主张以“民众不服从”（或称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策略来改变社会，这样的活动符合公共集会的法律定义。
法官解释，活动的宣传文字谈及不服从主义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黄之锋也在活动上吁新加坡人采取不服从的行为。范国瀚则对出席者发问，国人应如何从野餐式的社运形式，发展至采取较对抗式的不服从行为。法官考虑后决定驳回范国瀚的上诉，并且不认为3200元罚款的刑罚过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