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判可得124万余元赔偿 加国经理遗孀上诉成功 高庭将重新估算赔偿额

高庭裁定化验室和病理学家疏忽，把病人的痣组织误诊为非恶性，导致后者延误就医而离世，但认为即使当时诊断正确，病人最多“只能多活四年”，而非其家属认为的“可活到82岁”。

代表亡夫特雷诺（Peter Traynor）打官司的家庭主妇阿姆斯特朗（53岁，Carol Ann Armstrong），原判可得124万余元赔偿，但她不服，指疏忽剥夺了亡夫原本可享的自然寿命，理当获得更多赔偿，于是上诉到终审法院，结果成功。

由大法官梅达顺、上诉庭法官潘文龙、朱迪柏拉卡斯和郑永光，以及高庭法官洪素燕组成的五司接受诉方的证据，一致认为如果特雷诺选择前哨淋巴腺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进而切除癌组织，他可彻底痊愈，下令高庭须根据它给予的参数重新估算赔偿额。

随着五司确认疏忽导致死者失去该享受的自然寿命，而非高庭裁定的四年，上诉人将获得更多赔偿，实额将由高庭确定。

相关计算须考虑以多少月薪乘以多少年寿命等。

死者生前是资讯科技专家，与妻子来自加拿大。上诉人是他的遗产执行人兼依靠者的代表。

上诉人称亡夫生前年入约50万元，通过代表律师高能博（Edmund Kronenburg），向两答辩人Quest Laboratories和病理学医生陈宏伟（约46岁，译音）索讨至少1042万元。

不过，五司指死者扣除税务后实得年薪为31万元左右，并确定他每年的家庭开支为24万余元。

根据潘文龙法官代表五司发表的判词，供证的病理学家或证人当中，无人愿意确定死者提供给答辩人的样本是良性的。

即使是两答辩人传召的专家证人，也表示接受病人的性命取决于病理学家的准确诊断，认为病理学家须谨慎尽职。

五司说，这样的看法不代表病理学家每次的诊断都准确，但如果他们无法排除最糟糕的情况时，起码应该在报告中列明。答辩人不仅没说明“不排除最糟糕的情况”，反而提呈恰恰相反的报告，说“不含恶性”，“简单来说，陈宏伟医生想要传递，也确实传递了（信息），指皮外病变是良性的。”

五司同意高庭法官朱汉德的看法，即特雷诺如果知道痣组织并非良性，他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特雷诺是因受到误导，才没为皮肤癌寻求进一步的治疗。

五司令辩方须承担诉方7万5000元的上诉费，并促双方在下来的赔偿事宜上设法和解，尽早解决此事以节省讼费。

2009年9月，特雷诺发现衬衫上有血迹，找普通医生检查。医生在他背部切除痣组织，送到上述化验室，结果化验报告说痣组织“不含恶性”。

在2012年圣诞节后，特雷诺因右腋窝肿胀去看病，被诊断患有恶性黑色素皮肤癌。淋巴癌通过血液扩散，他在2013年12月去世，终年49岁，留下两名10岁和12岁的女儿。

本案去年初开审。高庭朱汉德法官裁定辩方违反职责是“直接和明显”的，并驳回辩方指特雷诺的命运是“生理上注定”、会死于癌症的说法，但法官也驳回特雷诺将得到救治的说法，认为他最多只能多活四年。

朱汉德法官当时裁定诉方只能得到124万余元，这包括约35万元的依靠者赔偿和近90万元的遗产赔偿。

五司同意高庭法官朱汉德的看法，即特雷诺如果知道痣组织并非良性，他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特雷诺是因受到误导，才没为皮肤癌寻求进一步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