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的银行家、铁面无私的大法官，杨邦孝一生中多次转换身份，却始终心系新加坡“这个给了我一个家的国家”，为我国财政体系和司法制度做出巨大贡献。
身为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二位大法官，杨邦孝虽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法律培训，但间中曾离开法律界约20年，直到63岁才以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份回归。隔年，即1990年9月28日，他接替黄宗仁出任大法官。
杨邦孝2001年受访时，提及他几经挣扎才答应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邀请，出任大法官一职。在薪酬之外，他其实更担心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保安要求所带来的限制。
尽管如此，他最终仍担下重任。杨邦孝说：“虽然我出生于马来西亚，但我的家如今在新加坡。我想回馈这个给了我一个家的国家。假如我所能贡献的，是担任大法官以便为国服务，我就有责任这么做。”
杨邦孝成长于律师世家，父亲杨旭龄是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之一。二战的爆发，一度延误杨邦孝的大学教育，他直到1946年才赴剑桥大学修读法律，是李光耀的同窗。
毕业后的杨邦孝成为执业律师，回到吉隆坡在父亲的事务所任职。他协助扩展事务所，1964年也设立新加坡分行。吉隆坡1969年发生暴乱后，杨邦孝举家迁居我国。
尽管步入不惑之年，事业也稳步发展，杨邦孝却选择在上世纪70年代转换跑道。他在1970年攻读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课程，之后毅然离开法律界，开始在金融与银行界大展拳脚。
曾坐在桌上办公好几天
1976年，杨邦孝加入华侨银行出任副主席，但他的经验与专业知识也同时引起政府的注意，邀请他协助建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李光耀当时向时任副总理吴庆瑞推荐杨邦孝，但杨邦孝婉拒邀请。不过，吴庆瑞最终仍说服银行董事，将杨邦孝借调给政府。
有趣的是，由于GIC尚未成立，杨邦孝的办公室当时设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而房里只有一张大桌子，连椅子也找不到，他只好坐在桌上办公了好几天。
身为GIC首任董事经理，杨邦孝排除万难，将一个抽象概念化为现实，GIC如今已发展为管理超过1000亿美元（约1370亿新元）资产的全球投资者。杨邦孝之后在1983年重回华侨银行，担任主席兼总裁直到1989年。
那时的杨邦孝已在业界树立正直能干的名声，李光耀因此游说他出任大法官，再次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杨邦孝当年在银行支取200多万元的年薪，法官的年薪却少于30万元，等于银行薪水的七分之一。尽管如此，他在责任心的驱使下接受任命。
身为司法界总指挥，杨邦孝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引领我国朝世界级司法制度迈进。他上任初期，最高法院积累2000多起案件，以致一起诉讼案得等上四五年才开审。杨邦孝因此着手简化司法程序、引进科技，也试图改变法官和律师的心态，如减少冗长的辩论与宣誓书，和消除随意要求展期的情形。
他也以身作则，每周审理多达20起案件，成为我国司法史上发表最多判决的法官。杨邦孝所写下的882个书面判决，对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提出主张，也赋予旧法律切合时宜的诠释。
尽管媒体经常报道杨邦孝在被告上诉时加重刑罚，塑造了他苛用律刑的形象，但他维持原判的案件，远比他加重刑罚的案件来得多。在不少上诉案中，他甚至减轻被告的刑罚。
时而严厉尖刻，时而宅心仁厚，杨邦孝深信，法庭对新加坡的繁荣与进步起着至关重大的影响，他在担任大法官的16年间，始终贯彻这个信念。这位认真勤勉的大法官，一直到80岁才退休，既是司法界的翘楚，也是为国奉献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