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包括有形与无形成本 毒品罪案一年可导致12亿损失

研究团队观察到，毒品罪案成本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政府和有关反毒组织加大防毒力度；而工资走高也提高涉毒损失生产力的成本。两者在2015年的成本计算中，各占38.3％和37.7％。

本地一项研究显示，我国毒品情况虽受到控制，滥用毒品的行为仍给社会造成不小的负担。单是在2015年，毒品相关罪案给社会、个人和家庭构成的成本，总计估计至少超过12亿元。

内政部在2016年委托南洋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估计毒品相关罪案在2010年和2015年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最终得出的数额分别是10亿元和12.3亿元，刚好都占国内生产总值约0.3％。

这是本地首次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成本计算涵盖有形和无形方面的因素。

有形成本主要是执法、反毒宣导和改造毒犯等公共服务费用、吸毒的花费，以及嗜毒者入狱后造成的生产力流失。

无形成本则包括吸毒丢命的嗜毒者、涉及毒犯的罪案，以及毒犯亲属面对的痛苦与伤害。2010年和2015年的无形成本分别估计为2.57亿元和2.43亿元。

这项研究结果昨天在内政部的毒品防害研讨会上介绍，它的研究方法收录在聚焦毒品问题研究的内政团队特刊内。特刊在当天推介。

人力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在活动上向与会者发表讲话时表示，我国嗜毒率比其他国家低许多，但毒品问题带来的成本仍相当高，凸显毒品的危害力。她重申，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一致的强硬立场对待毒品，避免它伤害民众。

约300名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出席这场活动，包括学者和心理健康专家。

杨莉明说，面对毒品威胁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毒品情况没有失控，显示本地的防毒策略行之有效。“政府致力于与研究人员和学者在内的伙伴紧密合作，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以循证为基础的防毒方法。”

带领上述研究的是南大经济系主任柯仲佑教授。研究团队观察到，毒品罪案成本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政府和有关反毒组织加大防毒力度；而工资走高也提高涉毒损失生产力的成本。两者在2015年的成本计算中，各占38.3％和37.7％。

由于研究团队掌握的数据有限，也未能涵盖好些相关成本，他们指出研究结果可能低估了毒品罪案真正的成本价值。例如，有关估算不包括警方和司法机构的刑事司法费用，以及毒品罪案受害者的医疗费和损失的工作日。

尽管如此，柯仲佑相信研究团队的发现，能帮助政府决策者更好地分配资源，减少毒品罪案。他受访时说，“公众也能从量化的数据中，看到不仅嗜毒者为了毒品付出代价，家庭和社会也会大受影响。”

如何更好地阻遏贩毒活动也是内政部关注的问题。新加坡监狱署和中央肃毒局的心理学家在2018年和2019年期间，对入狱的嗜毒者和毒贩进行访问和问卷调查，约有300人受访。

研究发现，嗜毒者没变成贩毒跑腿，往往是因为害怕被捕。因贩毒而入狱的罪犯并非完全不计后果，他们有意识地限制毒品的重量，好让自己不会面对太重的刑罚。

不过，监狱署心理学家主管贾思敏、肃毒局的心理学家主管莎莉娜和心理学家张佳舜也发现，觉得自己不会倒霉被捉、想赚快钱等不同因素，最终还是让一些人踏上贩毒的道路。

曾因毒品相关罪名、在20年里七次入狱，已痛改前非的郭有安（55岁，绘画设计师）说，“染上毒瘾的人通常只会想着如何找钱买毒品，怎么会去考虑后果。”

莎莉娜则分享说，毒犯看似都自私自利，不会为他人着想，其实并不然。

“一些嗜毒者是认为自己吸毒就好，不想害别人，所以才没去贩毒。这样的道德观令我们感到挺欣慰的。”